作者：吳燦燃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經濟相互依存”是在國際政治現實運作中影響着眾多國家機制實踐的指導觀念，也是中台兩岸政權現正採用的政策手段。本文試圖評估海峽兩岸更大經濟融合而導致的經濟相互依存“狀態”所帶來之含意，當中聚焦分析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本文在回顧海峽兩岸貿易和投資的基礎上，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作出政治分析。不斷加強的經濟相互依存能否如大陸所期望，在台海一統問題上帶來更多政治支持，本文認為答案將是否定的。雖然經濟交流已經減低了台灣與中國大陸接觸的疑慮，對培植台灣本土政治趨勢向親大陸方向發展，帶來了正面和積極的影響，但單單只以更緊密經濟相互依存作為主導政策概念和手段，則難以促使兩岸步伐邁向一统。而建基於經濟相互依存的政治操作，其潛在的經濟及政治代價巨大，將會局限有關當局的策略選擇。
中國對台政策中的經濟相互依存
二十多年以來，兩岸之間經濟和社會關係的轉變顯著而深遠。兩岸間本將自然生發的經濟聯繫曾備受政治因素所干擾擺弄而時興時枯，時至今日這種經濟聯繫所遇到的障礙已經顯著降低。可是，只要經濟發展仍是國家政策的核心目標，兩岸便必須考慮源於外貿聯繫所引申的政治及安全含意。中台經貿中的經濟得益無疑重要，但中國大陸更關切的是兩岸經濟更大相互依存對台獨前景的影響。中國在兩岸貿易中的政治利益，在於減低台灣爭取彈性外交政策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它窒礙了台灣宣告為獨立主權國。例如大陸給予台灣企業一些其它外商所沒有的寬免政策，包括較寬鬆的進口控制及優惠稅項寬免，是因為北京期望這些做法可使台灣更完全地依賴大陸經濟，進而在大陸經濟報復的可能威脅下遏制台灣宣布獨立的意圖。
到目前為止，大陸在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相互依存的政策手段可稱取得滿意成果；在台灣形成了一個中台貿易的既得利益圈，它們於中國大陸有重大利益，包括持續的固定資產投資及對大陸市場的巨大出口額；可以說對大陸市場有相當高的依賴性，他們的任何損失將直接打擊台灣的經濟。相比之下，台灣只不過吸納了大陸小量的資本。北京在賺取此等貿易利潤的同時，避免了作出重大的政治妥協；大陸繼續堅持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權利，並反對台灣在非經濟議題上，參與國際社會舞台。此外重要的是，重啟經濟往來融合，亦同時帶動起了兩岸民間紐帶的修復進程。經歷多年的軍事對峙後，兩岸民眾之間所有最基本的聯繫均受阻斷、社會正常交流接觸被禁止；有家庭成員分隔兩岸者亦無法聚首，即使血濃於水亦只有隔海峽相望。受政治因素而被人為分離的兩地民間社會各自獨立發展，差異性日大而共同性日小。提倡經濟相互依存的政策實踐，以經濟因素誘使兩地社會重建對話接觸體制，為重塑民間紐帶提供了契機，避免兩岸關係持續分離割裂下去。這種政策實踐為海峽兩岸邁向和平統一局面構築了必不可少的扎實基礎，滿足了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前提條件，使得和平統一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從兩岸一統的政策目標考慮，經濟相互依存可以被視為具備正面益效的政治賦權方式。
台灣當局亦希望透過與大陸的經濟關係，達成自身政治目標。一方面，大陸希望利用兩岸經濟聯繫遏制台獨傾向；但海峽兩岸的另一面，台灣則試圖利用大陸的經濟政策，增強自己挑戰“一個中國”的本錢。撇除蔣介石時代國民黨對兩岸內戰及反攻大陸統一中國之說言之鑿鑿，現時很難察覺當代台灣政黨或領導人對兩岸統一的想法有實質興趣。事實上，台灣尋求法理獨立及事實上獨立的意圖是相當顯然的——有利於本土安全及抵抗大陸的武力攻勢，促進台灣政黨執政的長遠穩定，讓台灣人民在國際體系中得到他們認為應有的尊重。兩岸經濟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使台灣具備經濟實力利用經濟外交在國際事務上擴展政治版圖，以打破政治孤立狀態。貿易盈餘及在大陸生產台灣出口產品所帶來的高盈利，使得台灣能維持所需之外匯儲備以發展其慷慨的、巨額的援助外國計劃。簡而言之，台灣從中國市場及內地低廉勞動力所得到的利益之中增強了本身實力，間接幫助台灣抗衡大陸的壓力。從這角度考慮的話，更緊密程度的經濟相互依存並未能有助益於直接減低“台獨意識”的滋長和傳播。海峽兩岸受人為政治因素影響分離阻隔六十年，由一相對完整的政治實體所操持運作的台灣，已孕生了對本身認同的台灣意識；基於台灣意識演進而來並走向極端的台獨意識亦隨著人為政治因素的進一步鼓吹、受政制所佑護而漸趨熾烈。經濟相互依存未見得能削弱支持台獨的群眾基礎，相反地從經濟層面觀察，顯得明確的是台獨意識從相互依存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物質基礎、進而支援其後續發展和壯大的吊詭局面。回溯過去數十年的歷史發展，台獨意識滋長壯大的現象是與兩岸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強並存發生的。這雖不能證明兩者之間存在“正比”關係，但却可以清楚說明兩者間沒有直接的“反比”關係，即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增強未能消減台獨論述。故此，如果考慮到台獨主張從兩岸經濟融合過程中獲取了其自身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則可以說經濟相互依存作為政策手段使得兩岸一統的前景受到了政治制約。
由於中台頻繁的貿易往來及台商對中國的巨額投資，既得利益集團確實在台灣應運而生，以保障及拓展中台經濟關係。利益集團成員無疑會表達大陸一方對兩岸關係的主要關注，尤其是觸及台獨的敏感議題。這個利益集團的成員不但包括台灣企業家，亦包含有直接或間接依賴兩岸經濟關係為生的台灣民眾。但是，一些依賴中台貿易及投資為生的利益集團亦會在中國大陸衍生，表達台灣的主要關注事項。可以預期的是，這些大陸利益團體將會運用影響力對類似台海導彈演習等引起政治爭議的活動提出譴責。南中國既是主要出口生產中心，亦是不少台商設廠投資的地方，中國南部省份可能被定位為政治制約的中介，限制了北京當局對台灣施行策略的自由度。
隨著中台經濟關係不斷加強，北京當局將要面對的現實是持續增加之國家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成本，趨升的政治衝突可能影響可觀的經濟利益。更緊密經濟關係的建立不會消除利益衝突，而是增加衝突的成本。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雙方加強經濟相互依存意味著任何一方的政策一旦出現對抗，就會產生對雙方均為不利的後果。因此，加強經濟相互依存很大可能限制任何一方選擇對抗對方的政策模式。對大陸來說，透過軍事武力攻台以達至統一的代價變得越來越高，越來越不切實際，以至武力統一模式變成一個不可採行的非理性方案。
總的來說，兩岸經濟相互依存長遠會對中國大陸方面特別有利的論述是未能確立的。就算中國在雙邊經濟關係中較台灣處於上風，亦不必然對台灣政局不利，因為經濟實力未必能自動轉化為政治能量。可是，這並未說明台灣透過經濟相互依存能比大陸取得較大優勢，同時亦不意味中國大陸過往推動統一的策略全然落空。相反，這突顯了中台雙邊關係中存在的不明朗因素；因着這種因素，產生了相互共存的局面及外溢的政治效應，尤其當這種雙邊關係在國際政治角力中飽含外交意義。
北京當局樂見台灣更深入地參與進大陸的經濟體系內，過去的實踐證明了兩岸經濟融合交流對大陸的經濟改革事業發揮重大貢獻。然而對北京當局來說，經濟整合的政治含意尤為重要。他們認為更緊密經濟關係有機會減輕台獨的趨向，並同時提高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誘因。無論支持或者拒絕接受這種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兩地經濟相互依存程度越高，在兩岸一統這個議題上雙方可選擇的政策方案就會越少。某程度上，雙邊經濟融合程度越緊密，台灣民眾在面對巨額經濟損失的陰影下，追求正式政治獨立的呼聲似會越低。當經貿關係蓬勃發展，營造出兩地之間友好包容氛圍，台獨主張勢令兩岸產生無可調解的對立而難以爭取認可。台灣當局面前沒有容易選擇的方案，旨在積極阻止兩岸更大經濟整合的政策不但難以監管及執行，亦很有可能無功而還——事實上陳水扁當政時代所實行的南向政策已被證明是失敗的。然而從另一角度觀察，對台灣來說與大陸加強經濟相互依存是可行的防衛性策略。當以戰略務實主義基調加以考慮，雙邊更緊密經濟整合可被視為積極防止中國大陸採取侵略性政策的一種避險方式。大陸在台實現經濟利益與策略性利益愈高，實現避險機率亦愈高。此外，雙邊更緊密經濟整合亦不必然會增強台灣尋求與大陸統一的渴望。故此，若果沒有在現今的中台關係中注入新的政策元素，則現時台灣非法理上獨立但事實上自主行政的現狀將會長時間持續。
經濟相互依存無法消弭政治爭端。作為兩岸一統的政治元素來說，經濟相互依存所含意著最正面的意義，是它提高了政治衝突升級的成本，各方或會因此延緩採取挑釁性策略，推動透過談判接觸尋求雙方滿意的解决方案。然而也有可能出現的情况是，一旦出現無法調解的棘手政治衝突，兩岸現今高度的經濟相互依存結構，將有可能令雙方陷入難以承受的痛苦局面。中國對台政策中的經濟相互依存，既為政治賦權，亦含政治制約。故此，從兩岸一統的政治目標來考慮的話，經濟相互依存並非充分條件，而只是必要條件。此中所揭示著的重要訊息，在於說明了在現今經濟相互依存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積極尋找並同時施行其他政策手段將是當今中國大陸對台政策中的考量基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