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劍 北京 職員
凡是翻開兩岸的中國歷史課本，僅以20年前為例，從中國古代史到辛亥革命以前，各自記錄的文字幾乎出奇的一致，待到民國歷史開始，也無外乎，消滅軍閥，反帝反封建，但從總理連俄容共，到清黨以後在再抗戰，內戰，乃至日後的兩岸 則幾乎南轅北轍，宛如天地之隔。但對於造成此此深層次原因，則很少有人去關註，這中間錯綜復雜的黨派之爭，理念歧見才是導致日後所引發的一系列故事的源頭，如果以此為本，後面的一幕幕恩怨也只能稱其為末了，但正是這本，卻又因為後來牽扯出的末，成為了各自各取所需，各自規避的重點，一時間主次易位，本來的真實卻愈發模糊，兩岸的中國人卻也愈發再這樣的時候泥沼中，走不出來。
而蔣介石作為近代史這一時期的標誌性人物，在以往民國歷史的研究中，不免被添油加醋，或妖魔化，或神格化，但這些對於我們真正的探求歷史，了解真相往往產生極大的羈絆，而近20年，隨著冷戰格局的打破，海峽兩岸關係的和緩，學術界亦掀起一股重新審視 評價其功過的浪潮，而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公布的蔣中正日記，更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重要參考，許多未解之謎，亦可以需找的最終的答案。
以俄為師：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統治，這時在中國，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但軍閥割據，為帝國主義殖民的現狀並未發生根本改變，理想家的孫中山，更是歷經二次革命，護法運動的挫折，在仿徨求索一條新救國道路，於是乎，他把目光漸漸投向了這個橫跨歐亞 新生的紅色政權。1923年，作為其堅定追隨者的蔣介石也得到了一次難得的機遇，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帶著對中國革命的諸多疑問，他也準備踏上這段充滿著無限期許與渴望的訪蘇之旅！！而在此前的幾年，蔣也一致持續著對蘇俄的關註， 1919年11月，在日本遊歷的他獲知反蘇維埃力量的失敗，高興的日記中寫下一句；“列寧政府之地位，為此更加鞏固了。”隨後他又在上海出版的新文化運動刊物（星期評論）以（列寧政府對付俄國勞農政府的手段如何）為題投稿，可惜文章未被刊出，在當年11月27日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究俄文“三字 ，當時孫中山也再開始關註蘇聯的革命，並決定派人到俄國留學，於是，他請了一位俄國老師到廖仲愷家里為革命黨人士講授俄文，蔣亦在其中，因此道1923年赴蘇之前，他已經學了數年的俄語。
1923年9月2日下午1時，蔣介石一行經過長途旅行之後，抵達莫斯科，9月7日，他會見了俄共中央書記“魯祖塔克“，見面時蔣稱；“我們是被派到莫斯科來的國民黨代表，來這裡目的是了解以中央委員會為代表的俄國共產黨，聽取我們再中國南方革命工作的一些建議，並相互通報情況。隨後他又言；”國民黨一向認為，蘇聯共產黨是自己的姐妹黨，今天，代表團可以希望聽到對俄國革命一些重要階段，革命時期所犯錯誤及共產黨革命進程中作用和意義的簡單介紹，因為這對我黨在中國工作很有意義。
魯祖塔克滿足了蔣的要求，他們的會談持續了2個小時，在當日日記中，蔣記錄了下面的這段文字；“其革命成功之點，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農人要求共產，三，準俄國150民族自治，成聯邦制，其革命缺點，一，工廠充公後無人管理，二集中主義過甚，小工廠不應同樣歸國有，三，分配困難 從這些敘述不難看出，他對當時蘇聯社會主義的優勢與弊端都有著很深刻的判斷與領悟，而這些問題甚至一直影響著1949年建政後的中共。
9月9日，蔣會見紅軍高級領導人，並暢談進軍北京的計劃（北伐）
9月16日 蔣參加俄國陸軍學校畢業典禮，並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講話結束，全場報以雷鳴般掌聲，與 會者高喊烏拉。
9月25日，代表團異性乘火車前往彼得堡參觀。
10月2日返回莫斯科，接著還是一系列的參訪
以上行程大都停留著例行公事的參訪上，10月21日，在討論在外蒙古庫存建立軍事基地的問題上，蔣與蘇俄領導人員卻沒有達成一致，而在此前，蘇聯一致吧蒙古視作其勢力範圍，十月革命勝利，該國領導人一度宣稱放棄帝國時代一切加之在中國的不平等特權，但此時此刻，另蔣萬萬沒想到的是，關於外蒙古這一涉及主權的核心問題，卻是如此不順利，所以當時他的心情低落和質疑亦可以想見。
通過在俄國的訪問，對其社會深入的了解，以及外蒙談判問題的不順利，蔣亦發現俄國政府的諸多弊端，例如 政府執行力差，欺上瞞下，人才缺乏等，在11月24日的日記中，都有記述，而對即講登上權力高峰的史達林，他也開始覺察到蘇聯政治氣氛的肅殺，排除異己，權力鬥爭，這些從日後的歷史證明，亦給他帶來不小的沖擊。
11月29日，代表團啟程返國，當年年底到達中國，1924年一月，蔣回到廣州，時逢國民黨一大即將召開在即，蔣更被孫中山文委任為陸軍軍官籌備會委員長，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抵粵後，鑒於訪蘇行程的深入了解，蔣向孫中山陳述了關於國共合作的一些意見（當然因為到俄國所見，肯定不乏批評而質疑，這是很正常，很多更是言之成理的）。但此時的孫中山認為，俄國真心幫助中國，也有感蔣顧慮未免太多，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共聯合標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據蔣晚年回憶，當時的孫認為，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何況，蘇俄也承認，中國並無實現共產黨主義的可能，因此，孫中山就決心聯俄容共（孫中山是改良者，和蔣一樣，都主張社會改良，CP後來是暴力革命）。
而在國民黨一大進行當中，蔣還是認為共產黨挾俄自重，多有不滿，於是乎他辭去職位，離開廣州返回家鄉，而在給廖仲愷的信函中，蔣言；“彼之所謂國家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名易稱，是人迷惑期間而已。”我們透過這段文字，不難窺見，蘇聯訪問歸來的蔣，思想上對俄已經開始產生間隙，當然，俄國支持中國革命也有其兩面性，作為孫中山聯俄理念的支持者，亦會提供不少援助，但我們也無可否認的是，作為帝國主義，他也有其向外擴張，干涉他人事物的一面，所以蔣內心的反抗，實則是對後者的不滿，這點上在日後中共建政後，也得到了印證，雖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意識形態的一致，但希望後來的中共建立海軍基地，共管電台等也都是前面所述的具體反映，難怪孫中山去世前不忘勉勵張學良；“你們東北年輕人責任重大，東北介乎於紅白兩帝國之間，在他心里蘇聯也是帝國主義，但在國共聯合的伊始，我們也必須承認，相互的扶持聯合比之其對中國的覬覦，顯然前者還是主導。
國共決裂開始：中山艦事件
從國民黨一大以後，孫中山連俄容共的理念得以貫徹，大批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裡面就有中共早期的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等，1925年，在北方的奉系軍閥反共防赤行動中，李大釗被張作霖處以絞刑，在此之前，一個15歲的少年來到北京，經李引薦，他被派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學，而這個人正是蔣經國。此一時期的國共應該還處於蜜月階段 但誰又能想到，待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到最終1927年清黨，一時間“千萬人頭落地。”曾經的兄弟兩黨最終分道揚鑣，而作為國共分野標誌的中山艦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由於參考資料繁雜巨細，筆者簡單略述
1926年3月18日，一艘由山海開往廣州的商輪，因船員與匪串通，在海上被劫，現停泊於黃埔上遊。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叡聞訊，遂指派軍校管理科主任趙錦雯速派巡艦一支，運衛兵16名前往保護。趙接到命令，又因無船可調，即請省辦事處派船以應急需，省辦接到電話，時任交通股股員的王學臣向當時的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報告，歐聞訊，親自向海軍交涉，此時，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背景）因公外出，當晚，歐陽鐘一行三人來到李之龍家，李外出未歸，李夫人接待問有何事？中間一人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事件開往黃埔，聽後校長調遣。李歸來後得知消息，下令派中山艦前往。
但當日10時，歐陽鐘致電校長辦公廳主任季新關於調艦事宜，季質疑，為何調艦，何人命令，歐陽答：交通股股員王學臣電話囑咐；“保護商船。”（註意 ：保護商船，歐陽見李夫人說是校長命令，前後不一哦）！！19日，中山和寶壁兩艦分別於當日 6，7時出發，在辦理的調度函件上，歐陽鐘寫明 奉鄧演達教育長諭，轉校長命令，開艦2支到黃埔。（註意：這和與辦公廳主任季新報告保護商船也是不一致的）。
19日9時，中山艦到達黃埔，代理艦章臣桐向（校長辦公廳）派去的副官出示函件說明來意，大體是；“派中山艦開赴黃埔，歸校長調遣。”當副官回去報告教育長鄧演達，鄧謂並無命令來黃埔一事，隨即讓該艦聽候命令。中山艦駐紮黃埔以後，又因廣州的俄國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李隨即電話請示蔣介石，可否返省，得到同意，隨即返回省。（註意此時蔣在省里。）
蔣的反映和態度：
而根據蔣日後的自述，19日他於汪精衛見面時，汪問蔣今天去不去黃埔，蔣說去，分別後，汪再度詢問去不去黃埔，一連三次，蔣感到蹊蹺，到後來又接到李之龍的請示，問可否調艦回省里（此時蔣在省里），這使蔣不禁疑惑；“我要去黃埔就沒下命令就開艦到那裡，我在省城，就要開回來？”莫非汪要加害於我，於是乎經常一系列思想鬥爭（先是想隱退），終於在3月20日下定決心，採取一些列非常措施：全城戒嚴，逮撲李之龍及共同產黨員50餘人），占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等。
21日，汪聞訊，請病假，22日，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汪當時是NO1，主席，蔣有兵權）表達了對蔣一系列行動的不滿，並請辭一些職務。根據隨後的日記表明，蔣此時確認要加害他的人是汪，他認為中山艦的調度實際是要劫持他，這一時期，蔣一度情緒低落，但對於黨內公認的2號接班人汪精衛，雖然蔣恨之入骨，但此時還不具備倒汪的條件，但毫無疑問，這一事件與次年的汪蔣分裂及清黨起著極為重要的誘導作用！！！而這此事件雖然過程中諸多蹊蹺，但也有著必然的因素，更不可能只因一次意外事件，就使蔣和汪這對革命同誌幾乎決裂，到底更身層次原因為何呢？
原來1926年1月的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是左派的勝利，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占絕大多數優勢。聯俄容共的路線得到進一步貫徹，蘇聯顧問團此時也增加了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2號接班人的汪精衛也一度表現得非常左傾。這當然不是KMT連俄之初，希望共產黨接受國民黨領導的局面，因此黨內右派人士多有反對，特別是西山會議派，和孫文主義學會尤甚，他們不能容忍蘇聯對黨內的干預，也不能接受汪的左傾，而就如筆者（我）文章前面講的那樣；“蔣對蘇聯對國民黨的干涉及俄國共產主義的諸多弊端也有諸多不能茍同，內心也有強烈的不滿，所以這也是偶發事件最後出現這樣結果的必然因素。
而西山會議和孫文主義學會兩派恰恰就是利用蔣的這一心理，製造了所謂的中山艦事件。從1926年1月起，西山會議派就在廣州和香港製造謠言，並散播很多對蔣不利的傳單（比如誣陷軍隊要倒蔣等），加之蔣本身對蘇聯的矛盾和疑慮（對於北伐的進度，對於蘇聯日益加強的影響力），偶發的中山艦事件就成了導火索。
除西山會議派意外，孫文主義學會，也反對國共合作，這裡對於他們做法的對錯，筆者不再置評，只陳述事實，該組織與西山會議派聯合，因為汪的左傾，衍生出一系列的倒汪，反共，反俄的密謀，於是乎該組織成員 王柏齡和前面提到的歐陽鐘便製造了這次中山艦的異動（蔣不知情，也沒下命令）。而在此前，西山會議派也散播了關於汪要驅逐蔣的謠言，便促成了蔣毅然採取行動應對這次突變！！！
清黨開始：
中山艦事件雖然最終基本以平靜收場，但汪蔣角力卻已開始暗潮湧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後，這一暗潮開始從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此前當然勢必站在左傾的汪一邊，而江南的財團因為意識形態勢必反共，進而轉而擁蔣，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一時間也勢如水火。當年4月，汪精衛從蘇聯返國，蔣汪二人因為之前的中山艦之變，加之蘇聯和江浙財團各自支持，自總理聯俄以來，關於路線，主義，權利，革命的諸多矛盾全面爆發，在右翼勢力的支持下，從倒汪延伸到了反共，反俄，4月12日，清黨開始，一時間人頭滾滾嗎，國共合作時期的垮黨精英，一時俱盡，幾年以來國共合作的成績，全部付諸東流。
南京清共3個月，武漢分裂的汪精衛政府為爭奪江浙財源，也從左派，一路右轉，繼續分共，釀成了著名的715事變。而此時的共產黨，也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極左發展，之後的南昌暴動（起義）等皆源自於此。而後寧漢合流，10年剿共，再到西安事變，一致對外，抗戰勝利，內戰又起，兩岸分治，分分合合自不用贅述，但話說回頭，追本溯源，也不過都是之前所述歷史的延續罷了。中國就在這樣的紛擾中，走過了一個世紀。
總結
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幾乎被這兩黨包攬，而圍繞他們之間的一系列恩怨情愁，矛盾糾葛相信兩岸的中國人聽到的，看的的故事已太多太多，特別在那神格化的年代，一方或為國家民族之救星，一方就必定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中國人的史觀永遠是兩極的，即便當年的人物早已作古，即便我們已開始學著屏棄歷史的包袱，但那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有意無意尖隱隱作祟。
寫到這裡，是非對錯，我常常自陷於茫然，蔣反對蘇聯對國民黨把持沒有錯，甚至他對蘇俄種種弊端的揭露也都切中要害，國民黨內的右派基於此的反抗難道也都是陰謀嗎？恐怕也不盡然，說到底，這裡面有權利之爭，也有理念分歧，有個人的恩怨，也有對中國未來的不同判斷，有偶然事件的誘導，更有必然爆發的要件。才疏學淺，亦難以論斷。假如KMT的改良得以推行，假如日後的中共可以此來取代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總綱，假如抗戰以後，放下歧見，共商國事，再假如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兩位同窗可以高瞻遠矚，促成第三次國共聯合？今天的中國，會不會更好一點呢？當然歷史沒有假設，而前方卻盡是一片未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