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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 |
中評社香港6月14日電／在當選民進黨主席時聲稱要調整黨的大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更高層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蘇貞昌，在正式就任黨主席之後，反而將此事擱置了下來，而且還否定了謝長廷為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而進行的“熱身動作”－－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的建議。這其中的變化，像霧又像花，令人看得霧煞煞，摸不著頭腦。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分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說，是由於按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規定，增設中央黨部工作單位必須由中執會討論通過，而按《民主進步黨黨章》規定，中執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而民進黨上一次中執會（第十四屆第二十一次）是於四月十八日舉行，故估計在七月十五日第十五屆“全代會”之前的本屆中執會最後一次會議，只能是確認“全代會”的相關文件，來不及處理增設黨務工作單位的問題。因此估計，即使是有此設想，也要等待到新一屆即第十五屆中執會選舉產生並正式運作，使其名正言順地成為“蘇內閣”後，才予以處理，這也正好是符合“對當任黨主席負責”的原則。實際上，本屆中執會仍是蔡英文出任黨主席時代的“全代會”選舉產生的，蘇貞昌也未必願意由其來完成這個事項，因而必然會將之交由新一屆中執會成立並視事後才予決定，以樹立“中國事務部”是屬於“蘇記”標識的形象。
也有人說是，蘇貞昌之所以否定謝長廷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的建議，是他已對謝長廷超出“中國政策”範疇的強烈企圖心產生了警覺心理。未來，蘇貞昌確實是曾經希望與謝長廷和解，並向他委以推動民共兩黨交流，為自己的“二零一六大夢”加分的。但在謝長廷仍然要在“奸巧”問題上糾纏不休後，反而再次引起蘇貞昌對謝長廷“奸巧”本性的警覺，擔心被喻為“黨內智多星”、確實是政治謀略比自己優勝得多的謝長廷，會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成立“蔡英文基金會”，並由林全作執行長，而且將原中央黨部的幾名主要戰將盡收囊下，實力並不比“蘇記中央黨部”差弱，儼然是“地下黨中央”的情況下，再來一個“影子黨主席”，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實際上，在民進黨的歷史上，這是有過前例的。那就是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中國政策大辯論”中，許信良雖然是黨主席，但卻被陳水扁及“新潮流系”的邱義仁等人，聯合黨內其他非“美麗島系”的各派系，掌握了辯論的話語權，並進而控制了黨的政策論述的主導權。本來一心要為自己參選二零零零年“總統”而“挪火為自己煮食”的許信良，卻落得個邊緣化，並辛苦一場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成全了陳水扁，而自己只得發表《同志們，讓我們在此分手吧》聲明，出走脫黨另行參選。這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更有人說是，雖然蘇貞昌自己也知道，民進黨之所以未能打好“二零一二”這場翻身仗，關鍵是在於蔡英文未能走出突破大陸政策的“最後一哩路”，因而他確是有心要改善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而且也著手進行兩岸以至是民共兩黨之間的接觸交流。但問題是，本來準備向其委以重任的謝長廷，所提出的“憲法一中”等論述，卻招惹起“獨派”的強烈反彈，而且也與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的政治立場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蘇貞昌在自己的主席位子尚未坐穩之前，不適宜啟動尚不知道是否會引發黨內大紛爭，最後導致難以收拾的“中國政策大辯論”。何況，蘇貞昌所要的兩岸關係，雖然是主張經濟民生事務對大陸開放，但政治路線仍然要堅持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即使是可以暫時凍結“台獨黨綱”，也必須堅持“台灣主體”，亦即“中華民國”僅是及於台澎金馬，不包括大陸。
以上的這些說法，都有其道理，而且看來也頗為接近蘇貞昌的實際思維思路。不過，從蘇貞昌目前所遇到的黨內外困擾情況看，也不排除還將會有以下的幾個因素：
其一、蘇貞昌目前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並不坦順，是在衝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並不支持他。而且更為嚴峻的是，他在二零一四年民進黨主席選舉，及二零一五年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的主要對手蔡英文，正在摩拳擦掌，集結實力。因而他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目前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
目前“立法院”為“美牛案”而發生的藍綠大戰，就嚴峻地考驗著蘇貞昌的領導權威及能力。雖然“美牛案”是他要向馬英九施予“下馬威”，及要展現比蔡英文“戰力更強”的極佳議題，但在全台水災之下，民進黨仍然大搞“焦土政策”，可能會招惹選民反感，因而他已解除了對災區“立委”的“甲級動員令”，並向馬政府和國民黨喊話，停止“立法院”議事爭辯，讓朝野上下全力投入救災。但仍有部分非蘇新系“立委”不聽他的話，繼續留在“立法院”吃飯睡覺。因此，他必須強調黨內紀律，整頓好內部團結，樹立領導權威。至於其他，無暇顧及。
其二、蘇貞昌不願再作“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儘管在二零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必須調整兩岸政策才能有再次執政的機會，這已基本上形成黨內共識，但民進黨主席的任期與“總統”任期並不同步，後者是四年一任，而黨主席則是每兩年選舉一次。倘蘇貞昌在其第一個主席任期內就進行兩岸交流的工作，倘若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輸給了捲土重來的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坐享成果？而且，蔡英文本身對兩岸政策是極為固執的，讓她可在自己不願調整，但卻又可享受調整的成果，這是蘇貞昌所極不情願的。因此，蘇貞昌即使要調整黨的大陸政策，也必須留待其第二個主席的任期內。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二零一四年五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二零一四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係；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係議題並不是選戰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因此，調整黨的兩岸政策，還須進一步推延到“七合一”選舉之後。而在此時，正好就是進行“總統”黨內初選之際，倘能闖過“七合一”選舉這一關的蘇貞昌，在此時推出新的兩岸政策，“時間剛剛好”。。
其四、還有一個大陸政治情勢發展的考量。中共將於今年秋季舉行“十八大”，胡錦濤、溫家寶等將屆滿卸任；而政府權力機關也將於明年三月間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進行新舊交接。因此，即使是排除前面的因素，蘇貞昌要啟動兩岸關係，也不會與即將卸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交往，而是把這個“面子”送給新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
由此估計，蘇貞昌即使是要推出有突破性的兩岸政策，最快也得到二零一四年五月的第二個主席任期開始，但最有可能的還是在二零一四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之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