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莫言獲獎是一支曲子，撥弄了中國大眾的娛樂。
互聯網改變世界，也改變中國，“闡釋年代”結束了，“娛樂時代”翩翩而至。解構中國進入泛娛樂時代，紅塵路上沒有不吃葷的貓。信息的價值不再取決於社會價值導向，而是取決於是否新奇有趣。新聞、政治、體育、商業、演講、教學活動，甚至不幸事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娛樂”。長期浸淫於娛樂的環境中，人們學會了感官享受，看過即忘，心不在焉，沒必要當真，但也遺忘了思考、理性、責任甚至起碼的同情。
中國當代文學，在大眾心中，早已不複有上世紀的神聖光環。莫言摘了諾獎的桃子，大眾有同喜同賀的，也有說風涼話和尖刻話的，在網絡，網友開始消費莫言獲獎的話題，娛樂到底。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和網絡名人，甚至設想了許多富有國情的“魔幻現實主義”劇情，引來數萬哄客，紛紛轉載。比如，高密市政府會獎勵莫言一套300平方大房子；莫言小時候的幼兒園，宣布教會他寫第一個漢字；莫言的接生醫院，將拍賣莫言的嬰兒腳印；羅玉鳳會宣布愛上了莫言；韓國會宣布莫言有韓國血統；方舟子會聲稱找到了莫言的代筆鐵證；朱軍會約莫言做一期痛哭流涕的《藝術人生》；房地產開發商準備在莫言的故鄉高密，打造一個諾貝爾文學城；北師大宣布超過北大，成為中國最牛大學，因為培養了兩名諾獎獲得者。更有創意的設想是，再生資源公司陳光標將他的概念型產品“好人空氣”，在媒體面前一言不發的釋放，做一次“莫言”的行為藝術。更有名人戲說“莫言是當代媒體標題黨之父”，因為他的《豐乳肥臀》，一點也不豐乳，也不肥臀，和色情風馬牛不相及。
網友對莫言獲獎的娛樂解構，比文學思考多得多。我們在感嘆當今“什麼都可以開涮”、“什麼都可以惡搞”、“什麼都敢娛樂”、“什麼都可以拿來娛樂”的時候，在批評媒體對利潤的追求猶如蒼蠅逐臭之惡時，在埋怨普通民眾的品位如此“不堪”時，可曾意識到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的失語？某些文化名人，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絲，甚至常常故作話題噱頭，拿肉麻當有趣。從古自今，優秀知識分子既承擔著傳道教化的重任，更有引導社會人文精神趨向真善美的義務，在現代社會，更應有社會正義守望者的擔當。一個由優秀知識分子話語主導的輿論場，才能遠離媚俗，抱持底線。
毋庸置疑，娛樂是人權。中國進入‘娛樂時代’，人們拋棄假大空的精神面具，瓦解了不合乎人情的思想桎梏，在各種話題的調笑、戲說、胡侃中，人們壓抑的情緒得以轉移，精神壓力到緩解，開始回歸到輕鬆的自我和本真。娛樂被賦予創造力的源泉、精神獨立和重拾人性價值的魔力。的確，對於一個曾經忽視個體的意識形態禁錮的國家來說，娛樂的潮湧對衝破藩籬是有極大進步意義的。但是，娛樂消解了一系列由社會制度和生活壓力形成的窘迫，但“娛樂時代”本身對個體的發展乃至存在又何嘗不是一種嚴重的壓迫？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複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美國學者波茲曼在《娛樂至死》的警醒，有些危言聳聽，但細想，並不是全無道理。在信息化時代裡，我們關注什麼？我們傳播什麼？我們娛樂什麼？在娛人娛己的輿論場，我們應該建立起一種什麼樣的規則，製造一種什麼樣的氛圍，才能讓我們的身心真正得到愉悅？
其四、莫言獲獎是一具梯子，抬高了中國崛起的自信。
在莫言獲獎之前，中國作家和讀者對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有驅不散的焦灼症。這種焦灼症，其實是一種國民自卑心理的折射。何謂自卑？低估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早在鴉片戰爭後，就被大打折扣了。20世紀初，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幹脆提出“漢字不廢，中國必亡”，建議全盤西化。被譽為“先知”的文化巨擎尚且如此，何況平民？而日本大規模侵華，更把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打上恥辱的烙印。沉重的自卑心理，在國人心頭壓了百年，“卑入骨髓”，近乎自賤。
同樣在中國工廠生產的衣裳，貼上外國商標，立馬身價百倍。中國品牌非要注册個英文商標，狐假虎威。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自我感覺頓時良好，投向窗外的眼光，都透出莫名的優越感。老外用的東西就是好、老外用的藥就是神效。品牌自卑無處不在。各國旅遊城市的奢侈品免稅商店，被中國遊客擠爆。女士拎國外名包，男士戴國外名表，成為世俗社會的成功標簽。
在文化領域，自卑氣息四處彌漫。偶然“獲賞”的一個小獎項，便引為“中國人的驕傲”並瘋狂炒作，把自卑暴露得更徹底。只有懂洋文化、滿口洋名詞、偶爾夾雜幾句英文的中國人，才算“有品位、有層次、有素質”。文化自閉固然是錯，但文化自殘更是可怕和悲哀，把老祖宗的文化精華棄之如履，而獨崇西方文化，無異於自毀。中國思想文化的創新，仿佛只有經過洋教主的加冕，才發亮。奧運金牌，成了稀釋民族自卑的興奮劑。教育亦是如此，“留學”光環背後，藏著國人深重的自卑心理，一聽說“我剛從國外學習回來”時，不管有否真才實學，眼神瞬間發出尊敬、膜拜的光芒。
中國人的自卑，並不都是因為現實不如意，一方面是因為無法從那一段屈辱的歷史記憶中走出來，這種自卑更多是一種集體心理慣性；一方面是在近現代史上，生產力和創造力落後，對本民族的文明不自信；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長期以來政治對人權的壓抑，造成個體生命空間的逼仄，導致心態的焦慮和人格的畏縮。中國人自卑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主要體現在，原本正常的事情被賦予了對外證明的色彩。體育明星被綁上愛國主義的大篷車。不喜歡姚明就是不愛國。李娜一會被捧為“民族英雄”，一會被貶為“缺乏教養”。所有榮譽，都能與政治掛鈎。中國自卑，喜歡事事不計成本地證明自己，奧運會、世博會無不如此。一直焦慮諾貝爾文學獎，不也這樣嗎？
文化自卑讓歐美影劇流行，卻也逼著文化自覺、文化自強，在世界上漸有了聲音，顯出了特色；教育自卑讓“留學”大軍瘋狂增加，卻也逼著國內教育體制深度改革；經濟自卑讓“洋品牌”做大，但也逼出了中國製造轉型升級。不知中國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端，在國內引發民怨，在世界上廣受詬病，能否逼出民主憲政的一片新天？
世界本沒有墻。也許阻隔我們與世界自由交往的，是心墻。莫言獲獎，證明了瑞典文學院客觀獨立，沒有戴有色眼鏡，更沒有一貫敵視中國，沒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莫言與高行健一樣，他們的作品獲獎，是因為關注了人本身，而不是把文學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
誠如莫言在東亞文學論壇上的演講：“我們的文學其實擔當著重大責任，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責任，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人們，尤其是那些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了財富和權勢的富貴者們，他們是罪人，神靈是不會保佑他們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虛偽的政治家們，所謂的國家利益並不是至高無上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這是“以人為本”最本質的解讀。中國做到了，做好了，就真正崛起了，從容自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