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3日電/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如何抓好國有和民營經濟發展成為當下熱議焦點。就此話題,中國經濟網專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石軍。
記者:您長期在市裡和省裡工作,又一直分管經濟工作,您對怎樣促進國企和民企發展,如何推動兩者攜手共進,有什麼體會和看法。
石軍:這些問題的明確答案,已在18大報告中講的非常清楚。我的學習體會主要有三句話,這就是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積極扎實促進民企發展、齊心協力推動“國民共進”。
一、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多次用“理直氣壯”這個詞來搭配發展國有經濟,這是為什麼呢?
石軍:我認為發展國有經濟,用理直氣壯這個詞搭配再合適不過。
先說理直,我們共產黨的遠大目標是消滅私有制,即消滅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實現公有即全民所有,從而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如果不發展國有經濟,就會削弱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就與我們的遠大目標背道而馳。但這決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繼續搞所謂“一大二公”。鑒於我國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科學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據這一制度,我們通過“抓大放小、戰略重組、布局優化”等改革途徑,大大收縮了國有經濟經營領域,大大讓出了市場容量和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發展。這不僅堅持了邁向遠大目標的基本方向,而且體現了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記者:是的,發展國有經濟的確理直。那麼,氣壯體現在什麼地方?
石軍:氣壯,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發展成就和貢獻上。遠的不說,就說國資委成立的2003年到2011年的變化吧。這期間,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39.25萬億元,實現淨利潤從3262.3億元增長到1.94萬億元,上繳稅金從8361.6億元增長到3.45萬億元,年均分別增長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國國有企業500強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國已有54家國企進入世界500強。特別是中央企業表現更為突出,這期間央企總數由196家減少為117家,但資產總額卻從7.13萬億增加到28萬億。同時,國有企業還在科技創新、重大工程建設、“走出去”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走在了前頭。這是多麼巨大的成就、多麼巨大的貢獻,難道發展國有經濟不能氣壯嗎?
記者:為什麼在如此理直、氣壯的背景下,指責、詆毀甚至扼殺國企怪論不絕於耳、甚囂塵上呢?
石軍:我們逐條理出這些怪論,逐一進行分析,就不難看清其真正用心了。
目前,常談的怪論之一是,中國在搞“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標簽是在今年年初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和瑞士達沃斯論壇組織的辯論中,硬貼給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的。他們指責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借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持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及國家支持的私營公司,通過併購外國企業、搶占他國資源來發展壯大自己。給中國硬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是貼不上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根本不同,前者生產資料主要屬於資本家占有,後者屬於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中國怎麼能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呢?硬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其目的是為新自由主義危機辯護,攻擊和壓制競爭對手,鞏固和搶占國際規則制定權。
怪論之二是,國有企業在搞壟斷。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確實是由國有企業壟斷經濟,但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壟斷已被打破,國有企業的經營領域已經大大縮小。2003年《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抓緊“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准入,允許非公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2006年國務院出台的《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僅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而對其他行業則基本放開。據統計,在過去國有企業絕對控制的39個重點工業行業中,目前已有18個行業的國企產值占比降至10%左右。實際上,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不是壟斷過度問題,而是對關鍵行業控制力嚴重不足。如果硬說我國在搞壟斷,我們說這個壟斷還遠遠不夠。那些橫加指責我國搞壟斷的不是別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壟斷者。利用美元這一世界通用貨幣,形成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壟斷;利用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進行壟斷;利用互聯網尤其是主根服務器,對全球互聯網根域名服務器和域名體系及IP地址進行壟斷;利用對美構成安全威脅借口,對我國國有企業和華為、中興等民營企業大打出手;通過鞏固和搶占國際規則制定權,對其他國家經濟乃至政治進行控制,哪裡有利益他們就在哪裡壟斷。難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美國稱作美元壟斷地位的“寄生蟲”。
怪論之三是,國進民退,與民爭利。2001年我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為53489戶和40554億元,而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僅為22128戶和5220億元,民營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僅為國有企業的41.3%和12.8%。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分別為6707戶和66673億元,而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總數和總產值則分別增至180612戶和252326億元,民營企業總數已是國有企業的26.9倍,總產值已是國有企業的3.7倍。這樣的事實擺在眼前,總不能瞪著眼睛說瞎話吧。
怪論之四是,國有企業滋生腐敗。國有企業是有腐敗問題,難道國內外其它企業的腐敗問題更少嗎?難道其它領域沒有腐敗問題嗎?腐敗是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關鍵看是否真正從源頭和制度上下功夫治理。眾所周知,中國的反腐特別是對國企的反腐是真刀真槍動手,而不是搞假動作應付。
怪論之五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悖,只有私有化才能與市場經濟相融。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對應的“所有制”概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應的“經濟體制”概念,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屬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對立關係。從我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看,並不是相悖的,而是相融的,硬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完全是偷換概念、偷梁換柱。
他們通過上述五種怪論,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中國不能發展國有經濟,現有國有企業必須實行私有化。為此,他們還積極主動地為我們開出所謂的“良方”,其實這些“良方”我們都曾見識過。前些年,他們曾開給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和秘魯等拉美各國,結果“良方”變成了“毒藥”,給拉美經濟造成了災難性後果。這樣的“良方”也曾給俄羅斯開過,結果俄羅斯的經濟和民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這樣的“良方”還曾給東南亞各國開過,結果都沒有逃脫同樣的厄運。
這些國家慘痛的教訓,給我們一個深刻啟示,那就是別有用心之人開出的別有用心之方,只是為了達到別有用心之目的。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有自己的“華佗”,中國“華佗”早已根據中國國情開出了真正“良方”,這個良方就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
我們既要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又要坦誠認賬和著力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目前看,國有企業發展中主要存在“三個較大差距”,亟待強化“四個必須堅持”。“三個較大差距”,一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存在較大差距。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國有企業這個市場主體完善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但到目前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仍不合理、經營機制也不靈活。同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矛盾突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轉變國有企業發展方式與科學發展要求存在較大差距。許多國有企業發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輕效益現象比較突出,消耗高、浪費大、污染重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布局結構也不合理,傳統產業改造進展不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較低。三是提高國有企業競爭能力與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要求存在較大差距。目前諸多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品更新換代較慢,“走出去”水平較低,遠不適應國際激烈競爭需要。“四個必須堅持”,一是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推進企業公司化改造,切實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二是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原則,抓緊完善“三統一”、“三結合”出資人制度。三是必須堅持和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抓好經濟結構調整,推動國有企業重組,促進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關鍵領域尤其是優勢企業集中。四是必須堅持履行社會責任要求,引導企業牢記責任、誠信經營、保障職工合法權益、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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