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余秋雨在文中還披露；“周恩來總理為了糾正他們一夥鼓吹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已一九七一年組織我們這些人編寫教材準備複課”。這裡又來了問題了：首先“上山下鄉”是當年毛澤東主席倡導並推動的，將這筆賬記在一個文人身上是不是既不公道也不合乎邏輯？其次，作為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即使安排有關人員寫教材為複課做準備，也不僅僅是為了“糾正他們一夥”的什麼什麼行為，而是著眼於全國的重大行動。周總理已經逝世這麼多年了，您與什麼人的恩恩怨怨是你們個人之間的事情，自己去理論去爭辯就好了，與周總理他老人家何幹？讓老人家在那個世界安生點好不好？再說了，就你們這點巴掌大的事情連周總理都扯上，就不怕讓世人笑得滿地找牙？
第四，文革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可是我們依然萬分遺憾地從余秋雨的文中嗅到了一種強烈的文革“氣味”——文過飾非、無線上綱、強詞奪理、羅織罪名，甚至拉大旗作虎皮等，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警示作用值得人們重視。
最後需要說的是，造謠生事是令人不齒的行為，如余秋雨真的是謠言的受害者，那麼就該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同時也給造謠者一個應有的教訓。而靠這種打泥巴戰和“扣屎盆子”的作法將不但無法將造謠者“鎖”定，卻連自己也被“鎖”進不光彩的行徑中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