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稱：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我覺得此說與事實不合。近年，我在《帝制的終結——簡明辛亥革命史》（岳麓書社版）一書中對孫中山的定性問題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認為，可以把孫中山定性為“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簡稱“平民革命家”）。這裡，我結合有關史料對這個觀點略作闡述。
孫中山拮據一生，他追求的是一種有別於歐美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形態
孫中山出身農民家庭。他的父親孫達成當過鞋匠，後租種田地6畝餘，兼充更夫。孫中山早年求學，後來長期以革命為職業，拮據一生，不是資產階級分子；他的背後也沒有什麼財團支持他。孫中山投身革命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尖銳，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大地回蕩了近50年。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中，對資本主義持批判、否定態度的不僅有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還有態度更為激烈、否定更為徹底的無政府主義。孫中山長期生活在西方，對此，自然是了解的。
根據可靠資料，孫中山曾於1905年到比利時布魯塞爾走訪社會黨（第二國際）執行局，要求接納他正在組織的政黨。孫中山闡述的該黨綱領有兩條值得注意：1.土地全部或大部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給農民；2.採用機器生產，但防止歐洲已經發生的“一個階級剝奪另一個階級”的情況，使“工人階級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顯然，這是地地道道的社會主義綱領。稍後，孫中山又特別將英文中的“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翻譯為“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並列，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任務。他特別提出：“歐美強矣，其民實困”，中國革命決不能“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這就說明，當時孫中山就在追求一種有別於歐美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形態。
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繼續宣傳、闡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他一面尖銳地指斥：“資本家以機器為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之產，皆為資本家所坐享”；一面勇敢地預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資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他設想，在他的“民生主義”推行之後，實業將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勞工將在優良的條件下工作，不僅獲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而且將“知識日進，獲得充分之娛樂與幸福”。1915年11月，孫中山再次致函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宣稱“社會主義”是自己“一生奮鬥的唯一目標和願望”，“只有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們的痛苦也才能減輕”。他呼籲執行局：提供人才，協助自己“把中國建立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政治制度上，孫中山也力圖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希望能在中國創建一種“破天荒的政體”。辛亥革命後不久，他又尖銳地指責歐美等國的政治，“操之大資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此後，他曾設想過一種瑞士式的“直接民權”模式，企圖使人民擁有全部政治權力，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也曾對後起的與法、美不同的蘇俄模式感興趣。1924年，他多年來對於人民民主的追求終於凝聚為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
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家”，顧名思義應該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處處為資產階級著想的人。但是，綜上所述，孫中山的理想似乎並沒有多少為資產階級著想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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