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WHO“大流感”的宣布還是發揮了作用。G20被千呼萬喚出來,在3月26日舉行了特別視頻峰會,發表公報;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經濟組織等隨後宣布將根據G20的特別公報行動。但是,G20特別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的“合作”承諾有限、力度不夠,並未改變各自為陣的局面,沒有再現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那種同舟共濟的政策合作(不僅是“協調”)和共同行動。此次“雷聲”不大,很快讓持續的“大流感”淹沒,“雨點”更小,似乎只能做“事後諸葛亮”了。
四、全球治理的未來圖景
如果以“大流感”爆發為歷史轉折點,包括WHO在內的各種“全球治理機構”在此前實際上已經受到很大削弱,甚至陷入“全球治理的危機”。“大流感”則測定和確認了“全球治理的危機”是真的。如果“全球治理機構”在回應“大流感”上最終不力,那麼世界秩序(或者無序)在“後大流感的世界”將會有什麼演化圖景?可能會有以下三種。
一,本來就顯現了財務等危機的一些現有“全球治理機構”,如果籌措不到足夠運行經費,如果改革進程受阻,將在“後大流感世界”面臨他們的“存在時刻”(existential moment)。
二,替代性的多邊機構將湧現。在“大流感”期間,世界上尤其是美國的各家著名智庫提供了各種“另起爐灶”的“替代性”的未來多邊機構方案。但是,在“大流感”的“全球曲線”繼續升高的時候,在缺少原來的“美國領導”的情況下,這些方案如果要落到實處,到底由誰來發起、組織、運行?下一屆美國政府會不會這樣做?美國的民間組織如蓋茨基金會將發揮什麼作用?
三,“新型全球治理”機構的崛起。“大流感”前已經出現了一些具有某種“替代”或者“補充”意義的新的國際組織,如金磚(BRICS)新開發銀行(NDB)或者亞投行(AIIB),甚至“一帶一路”這樣資金與項目規模巨大的單邊倡議。他們原本不是為“大流感”準備的,也沒有預料到“大流感”的爆發。但是在“大流感”中,中國在這些“新型全球治理”機構中的全球領導作用凸顯,未來又將如何演變?金磚(BRICS)各國是否要進行衛健合作?AIIB將會有什麼有效的回應?“一帶一路”的衛健合作(Health BRI)是否將正式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