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印邊境衝突 北京的態度與政策” 作者：蔡裕明（台灣），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副教授
印度在抵制中國的技術、商品與服務後，將更為強調“印度優先”或“印度製造”的重要性，可能影響中國在南亞所建構的“中巴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使得北京將不得不強化與巴基斯坦、尼泊爾或斯里蘭卡的外交與經濟關係。但是在目前中國與美國的結構性衝突下，中國將會更為重視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樂見華府拉攏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與澳洲在內的海洋民主四國安全體系當中。從地緣政治視角而言，中印關係成為中美關係之後，第二個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一、前言
在過去的兩個月當中，中國與印度在西部喜馬拉雅山邊界發生多起衝突，特別是今年6月15日至16日晚上發生的衝突，造成20多名印度士兵死亡與76名士兵受傷，中國方面則傷亡不明。衝突的起因乃是因為雙方在拉達克地區實際控制線附近修建公路或掩體等。該起衝突事件標誌著過去40年來，中印雙方士兵首次在中印之間的戰鬥中喪生，也影響著中印關係發展以及整個南亞勢力版圖的重整。
在該事件發生過後，印度提高對於中國的“全方位反擊”。在軍事方面，印度增兵拉達克地區，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國防參謀長拉瓦特(Bipin Rawat)、陸軍司令納拉文(Manoj Mukund Naravane)的陪同下親訪拉達克的尼姆(Nimu)的軍事基地，彰顯印度政府對於邊境部隊的支持。
此外，印度國防採購委員會(Defence Acquisition Council, DAC)批准從俄羅斯購置21架米格29戰機(MiG-29)和12架蘇愷30戰機(Su-30)，同時升級59架空軍現有的米格29戰機，並且購置250枚印度所自製的“阿斯特拉”(Astra)空對空飛彈，同時印度空軍也在7月4日於與中國接壤的地區進行演習。
在經濟方面，印度政府限制具有中資背景的公司參加或以合資的方式參與印度的公路建設，也不再允許其投資印度的中小及微型企業(MSME)。印度國有的公營電信公司(Bharat Sanchar Nigam Ltd., BSNL)與MTNL電信與其他私人電信，禁止向中國採購電信設備並修改招標文件，禁止中國公司參與印度電信業的招標。
印度政府也號召民眾、政府部門與公民營企業多採購本土產品。
相較於印度的積極性作為，中國則表示“通過外交和軍事管道解決領土爭端”。並且，北京將緊張局勢的升高歸咎於新德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敦促印度“不要採取任何導致邊境局勢複雜化的單方面舉動”。
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共同表示，為恢復實際控制線的和平與穩定，雙方的武裝部隊必須徹底脫離接觸。並且承諾不會採取單方面改變現況的行為，並在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協調工作機制(Working Mechanism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ndia-China border affairs, WMCC)下進行外交與軍事層面的討論。相較於印度積極性的做法，中國似採取審慎的方式進行應對，更是一種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展現。
二、防禦性現實主義立論
有關於國家的崛起，特別有關於中國的崛起，研究文獻多聚焦於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理論、現實主義陣營(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學派。進攻性現實主義審視中國的崛起，預測一場不可避免的重大衝突甚至戰爭的未來；權力移轉理論預見到，由於崛起的大國與統治國家對立，而前者更為傾向重塑制度和規則，因此將產生衝突。艾里森(Graham Alison)談到，當一個崛起中大國挑戰一個既存的大國時，即將發生的衝突就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idydes's Trap)。
華爾茲(Kenneth Waltz)等學者認為，核武的出現反而不太會引起戰爭。他認為，儘管國際社會仍以無政府狀態與安全競爭為主要的特徵，但最終不會引爆戰爭。由於美國與中國間的相互依存與既得利益，任何安全的競爭本質上都會受到限制。
同樣的，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則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一定會導致戰爭或顛覆現有國際體系。對於中國而言，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崛起的中國將被捲入現有體系中，西方秩序將因此得以延續。
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藉由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論述，預言中國的崛起將以霸權、侵略和擴張主義行為為標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中美之間的重大衝突，防禦性現實主義更為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徵鼓勵各國採取防禦性和溫和的政策。他們認為，國家在本質上不是侵略性的，“國家不是要最大化權力，而是要維持其在體系中的地位”。
三、中國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展現
從1970年代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顯露出擁護防禦性現實主義。首先，中國淡化其革命性言語，不再以實際行動支持其他國家的武裝叛亂行動。其次，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多秉持合作安全做法。也就是說，中國試圖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且合作關係，包括改善傳統上同為競爭對手的印度等國家的關係。當中國軍隊與印度軍隊在2017年洞朗事件陷入僵局時，兩國關係的確變得更為緊張。
中國與印度在2018年4月於武漢舉行非正式高峰會議，並且在2018年12月舉行名為“手拉手”(Hand-in-Hand)聯合軍演，更被視為擱置邊境衝突並建立互信的舉措。2019年10月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再於印度清奈(Chennai)舉行第二次非正式會晤。
此外，中國也試圖解決許多與鄰國間的邊界問題。中國與日本及印度存在複雜的領土糾紛，但並未讓這些糾紛成為兩國關係的絆腳石。金駿遠(Avery Goldstein)將中國的作為稱為“新俾斯麥 (neo-Bismarckian)戰略”，也就是安撫可能感覺到威脅並可能形成反華聯盟的國家來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並認為此種政策有利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穩定。北京方面也越來越願意承擔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也越來越願意與鄰國參與多邊論壇。
也有學者強調，中國的戰略文化不同於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西方戰略文化。中國特別強調戰爭當中道德的層面，強調“人的因素”而非“武器因素”，而非以武力取得勝利。
1954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見印度代表團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今年6月20日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加入《武器貿易條約》即顯示出中國戰略文化當中的非暴力因素。或許參與國際組織或遵守國際建制並非明確的指標，但是遵守這些條約或建制的規範、規則與程序，應可說明一個國家是否為願意遵守現狀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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