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達爾文本人的“進化論”並沒有明顯的道德和進步觀念，但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裡，“進化”變成了“進步”和“文明”。所以，戰爭不僅僅是“適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為人類進化、“文明”淘汰“野蠻”、“進步”取代“落後”、優勝劣汰的工具。
整個帝國主義時代，人們深信“戰爭的勝負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優劣”的有效手段，列強之間為戰爭樂此不疲。英國思想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經說，人類大多都在投資於死亡而非生活，即人們把最多的投資用於戰爭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這種情況到現在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現在的確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了。如上所說，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各國互相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在客觀上大大增加了戰爭的難度和成本。同時，在話語方面，沒有多少人公然宣揚戰爭了。不過，如果足夠現實，人們也不難發現，這可能僅僅是表象，人類的本性依然沒有發生變化。
和從前的全球化一樣，這一波全球化依然產生著同樣的問題，即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和國家間的不平等，而極度的不平等隨時可以導向內外部的衝突。從話語來說，人們只是用一種更為巧妙的方式把“優勝劣汰”的觀念表達出來而已，包括“文明衝突論”和“民主價值同盟論”等。
再者，和人類的其他很多行為一樣，自古至今，戰爭已經高度機構化和制度化了。對參與戰爭的主權國家來說，戰爭有開始的儀式，也有結束的儀式，戰爭過程更是充滿各種儀式。戰爭因為主權國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為主權國家而被“道德化”和“正義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除了被徹底打敗的德國對戰爭有反思之外，沒有任何一國對戰爭有真正意義上的反思。戰敗國如日本從未反思戰爭，而戰勝國則依然為“戰勝”沾沾自喜。
主權國家或者政府是戰爭的主體，但推動政府發動或者參與戰爭的，則是政府背後的各種利益集團。資本可以成為戰爭的根源，因為資本需要借助政府來打開其他國家的大門，開拓世界市場，掠奪他國的資源，保護他們的海外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