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製造業的發展離不開固定投資的增加，這既是現代製造業更多依賴機器設備的特性所決定的，也基於發展中經濟體普遍有更高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這一事實。然而，印度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卻從2011年最高時的34%降至2019年的27%，尤以私人部門投資降幅最為突出。私人部門投資下滑的最直接原因是這一時期印金融市場出現的流動性短缺。先是2013年前後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央行）為了應對高通脹連續加息，推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2014年底，又出現了企業—銀行雙財務失衡；2018年，非銀行金融機構連續爆出重大的債務違約事件，導致央行逐漸收緊貨幣政策，來自於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也開始趨緊，使得消費信貸大幅下滑，直接影響到印度汽車和住房兩大市場。同時，原本不良貸款率已有下降的商業銀行也受其拖累再度面臨風險敞口擴大的危險。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2019年印度固定資產投資甚至出現負增長。
金融市場的波動在一定意義上只是影響投資和產業發展的短期因素，一國的制度環境、要素供給條件才是決定中長期發展的關鍵。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來，印經濟改革步伐有所加快，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推出了破產法，改變了一直以來在印度“資本難以順利退出市場”的局面。除此之外還在全國實施了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GST），徹底扭轉了印度稅收體系長期以來受地區分割、行業分割而支離破碎的局面。印度經濟對外資開放的領域也實現了進一步擴大。這些努力最終使印度的世行營商環境排名在短短三年內躍升了近60名。然而，莫迪政府卻始終回避投資者最關注的、不滿也最為集中的對現行勞動法、土地法的改革。這兩項改革對於它能否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發揮自身比較優勢至為關鍵。印的選舉制度決定了即使強勢如莫迪這樣的領導人，也不敢輕易作出有可能傷及廣大民眾短期利益的政策選擇。此外，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對外資的保護也有所退步。2016年，印度單邊表示不再與56個國家續簽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目的是希望完全廢除原有協定的一項條款，即當印度政府與跨國企業出現紛爭時，跨國企業可以尋求國際仲裁以獲得公平處置。此外，印度基礎設施建設依然不足，其港口和公路運輸的物流成本甚至高過孟加拉國。
與此同時，印度的製造業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面臨技術進步帶來的巨大衝擊。隨著自動化和3D打印等技術的普及，未來全球製造業價值分布格局中“製造環節”的價值量可能進一步降低，勞動密集型特征進一步弱化。在這一趨勢下，印度龐大勞動力數量帶來的優勢將被削弱。此外，從印度勞動力資源的技能分布來看，其中等職業教育相對落後，高等教育雖然每年培養工程技術畢業生150萬之多，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由於印度製造業發展薄弱，無法構築一個高效的產學研一體化環境，人才培養的良性循環受阻，以致工程人才向印度國外或向製造業以外行業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