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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相向而行，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條造福兩國、惠及世界的新時期正確相處之道。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相持與共處 作者：陳文鑫（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執行所長
【摘要】本文所論之“中美戰略相持”，主要指中美兩個大國實力日趨接近、戰略互有攻守、雙方均不具備壓倒性優勢的一種戰略態勢。戰略相持給中美關係帶來的不是風平浪靜，而是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由於戰略相持階段的發展態勢將決定未來戰略博弈的走向與成敗，兩國在戰略相持階段的博弈較量勢必空前激烈。戰略相持階段的中美如何相處，不僅攸關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
當前中美博弈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從大國博弈的歷史經驗看，戰略相持階段的大國關係往往要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處理不好，兩國關係將面臨傾覆的重大風險。中美在戰略相持階段如何共處，不僅事關兩國，也攸關世界。為此，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中美戰略相持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全民族偉大抗戰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戰略防禦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二是戰略相持階段，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三是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當前語境中的“中美戰略相持”脫胎於毛澤東《論持久戰》，但與其所論之“中日戰略相持”有本質區別：“中日戰略相持”是戰爭狀態下的戰略相持，而“中美戰略相持”則不是戰爭狀態下的戰略相持。因此，我們說“中美戰略相持”，便不能機械套用毛澤東的持久戰“三階段”論而將其定義為“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本文所論之“中美戰略相持”，主要指中美兩個大國實力日趨接近、戰略互有攻守、雙方均不具備壓倒性優勢的一種戰略態勢。
以此考察中美關係可以發現，大致從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開始，中美的戰略攻守之勢就發生了微妙變化。這可視為中美戰略相持的前奏。其首先體現在實力對比的變化上。根據世界銀行公開資料，按現價美元計算，2009年奧巴馬上台時，中國GDP接近美國1/3；到2017年奧巴馬卸任時，中國GDP已達到美國60%。其中，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關係逐漸從“超”“強”關係變成“老大”“老二”關係。其次體現在地緣政治的變化上。中美在亞太由過去長期的“美攻我守”變為“有攻有守”。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將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強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和南海航行自由行動，在亞太發起咄咄逼人的遏華攻勢；另一方面，正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袁鵬院長所指出的，中國通過宣導“一帶一路”建設和推進南海島礁工程，歷史性地拓展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發展空間、利益空間和戰略空間；中國同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博弈漸由戰略被動轉為戰略相持。①再次體現在地緣經濟的變化上。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非洲第一大交易夥伴，2011年超越美國成為中東第一大交易夥伴，2012年又超越美國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中國還是自身幾乎所有鄰國最大的交易夥伴。最後體現在全球影響的變化上。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歷史性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基於上述變化，美國學界和戰略界在2015年開始出現中美關係到達“臨界點”的爭論。②這是對中美關係可能出現質變的一種超前感知。
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博弈正式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這從中美之間的幾組對比中可以看得出來：一是中國的升勢與美國的頹勢。中美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用美國一些觀察家的話說，“美國愈發清晰地聽到中國追趕的腳步聲”。實力之變是中美戰略相持的前提和基礎。二是中國的自信與美國的不自信。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這“三個前所未有”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基準坐標。中共十九大將“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寫入黨章，“四個自信”更加堅定。反觀美國，一貫高傲自大、強勢推廣民主的美國，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首次承認，“太多美國人已經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對未來的信仰和對價值觀的信心”，並將捍衛美國生活方式作為戰略目標之一。三是中國的順勢而為與美國的逆勢而動。中國高舉全球化大旗，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特朗普政府則逆全球化大勢而動，大搞“美國優先”和貿易保護主義，動輒“毀約”“退群”，成為當今世界的逆潮流者和秩序破壞者。四是中國的戰略主動與美國的戰略被動。中共十九大描繪了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在中共十九大之後出臺的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號稱“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③瞄準中國“新時代”，應對性色彩特別明顯。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和首要“戰略競爭者”，對華發起“貿易戰”“科技戰”“政治戰”“外交戰”，在經貿、科技等涉及中國發展利益和台灣、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對華極限施壓，企圖將中國壓服打垮。其看似來勢洶洶，但難掩美國戰略上的頹勢。面對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極限施壓，中方敢於碰硬、敢於鬥爭，堅定歷史自信，發揚歷史主動，在對美博弈中打出新天地、新局面。這也表明，中美戰略相持不僅僅是中美兩國實力變化的客觀結果，也是中方增強歷史主動性的一種體現。
拜登政府時期，中美戰略相持之勢更加凸顯。拜登政府“無縫銜接”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取向，且手段更加兇狠。其將中國視作“最重要地緣政治挑戰”，“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越來越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並以所謂的“民主對抗威權”為旗號，拉幫結派，設牆築壘，對華實施全方位遏制，妄圖通過“塑造中國戰略環境”由外而內遏壓中國。在拜登執政的頭兩年，美國對華戰略攻勢猛烈，其對華戰略心態也發生微妙變化。2023年初，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何瑞恩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大國競爭態勢朝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轉變》，④深刻反映了這種心態的變化。拜登在2023年的國情咨文演說中也展現自信，不斷吹噓其執政成績，聲稱美國正處於“數十年來對華競爭的最強地位”。然而，就在美方對華全方位開展遏壓的同時，中國外交也在積極推進並取得重大突破。在俄烏戰爭爆發一周年之際，中方出臺《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3月15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時發表主旨講話，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從2021年的“全球發展倡議”到2022年的“全球安全倡議”，再到2023年的“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在全球議程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為世界貢獻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尤其是中方悄無聲息地促成沙特伊朗復交，讓西方國家大為震驚。此外，德國總理朔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歐洲政要相繼訪華，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勝利召開，中國的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有聲有色。總之，隨著中國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對外交流全面重啟、各項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美國的對華心態又在發生新的變化，“重新校準”“再評估”對華政策的聲音又在美國政策圈出現。綜上可見，中美戰略攻守之勢繼續演化，戰略相持之勢更加明顯。
二、美國對華持久競爭與速決衝動
在中美戰略相持的背景下，美國如何與中國相處？關於這個問題，美國的心態比較複雜。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應做好與中國“持久競爭”或“長期博弈”的準備，在持久競爭中美國能憑藉其“非同尋常的自我修復能力”，增強霸權韌性，繼續發揮優勢並最終贏得勝利；⑤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美國應抓住短暫的“時間窗口”，憑藉自身尚存的戰略優勢，儘快遏制中國，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的進一步崛起，美國再想遏制中國就為時已晚了。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特朗普總統高級顧問斯蒂芬·班農是這一觀點的代表。
這兩種戰略傾向都滲透在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使得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表現出新的“兩面性”。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兩面性”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顯著特徵。但在中美戰略相持的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更加集中地體現在持久與速決這對矛盾關係上。
從持久競爭的一面出發，美國重視固本強基，著眼長遠對未來進行投資，做好與中國長期競爭博弈的準備。拜登政府將投資放在“投資、聯盟、競爭”三位一體對華戰略之首，提出“重建更美好未來”內政藍圖，實施“現代產業戰略”，先後出臺《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晶片與科學法》《通脹削減法》三項重大立法，通過“戰略性公共投資”重振美國經濟基礎，增強美國國家競爭力、創新力和國家韌性。⑥在白宮南草坪舉行《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簽字儀式的時候，拜登曾激動地說：“我真的相信，50年後歷史學家會在回顧這一刻時說，‘那是美國開始贏得21世紀競爭的時刻’。”⑦
從持久競爭的一面出發，美國也要防止中美爆發大的衝突。為此，拜登政府謀求“負責任管控”中美戰略競爭，為中美關係“搭地基”“建護欄”，防止中美關係坍塌、脫軌。在美方政治操弄“無人飛艇事件”，使中美關係遭受重大挫折之後，拜登政府多位高官近期密集發表講話，呼籲中美兩國保持接觸溝通，開展良性競爭，繼續合作解決全球問題。
而從速決的一面出發，美國則謀求集全政府、全社會、全聯盟之力對華進行全方位、全領域極限施壓，力爭在較短時間內全面“競贏”（out-compete）中國。拜登政府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決定性十年”的概念，宣稱“後冷戰時代已經終結”，世界進入“大國競爭時代”，未來十年是美國贏得21世紀競爭的“決定性十年”，謀求未來十年在科技、經濟、政治、軍事、安全、情報、外交、發展、全球治理等各領域全方位競贏中國。⑧為此，拜登政府加大介入台灣力度，在台灣問題上不斷踩踏中方底線和紅線，在涉疆、涉港、涉藏等問題上繼續不斷對華攻擊抹黑，在經濟、金融、科技等領域對華加大制裁封鎖，手段比特朗普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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