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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真的變了，一種歴史宿命的變。 |
古代由於是帝制，所以這個本土化的過程是比較緩慢的，像南宋與南明都還沒看到這個過程，就已經亡於北方的入侵，但南朝的轉變，這個軌跡就十分清楚了。東晉政權與南朝最大的區別，乃是東晉政權牢牢控制在北方南遷的士族手裡，這些人也就是把西晉政權丟掉的同一群人。但南朝的劉裕和後來的蕭家，其背景就差多了，這表示了政權的流動也意味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原來的士族在沒落中，新階級崛起了。然後我們就看到了陳霸先這個完全南方本土政權的出現。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現象，當社會流動發生，某種很容易想像的人情的必然，終會打破原本的壟斷之局，並導致政權性質的丕變。換句話說，偏安是個過程，而政權的本土化則是其最終的歸宿，這是歷史曾經證明給我們看的一段經驗，也是某種人性必然的例證。
“中華民國”的從偏安到獨台
而我想說的是上述這個經驗，事實上早已出現，也在現在的台灣複製之中。無論我們高不高興承認，“中華民國”自從1949年被迫播遷來台之後，就在一點一滴地滑向偏安，只是在兩蔣時代，因為領導人的特別警覺，並且一直在抗拒這個趨勢，所以在前三十幾年裡，它都只在潛隱的層面裡進行著。當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和古代最大不同的一點，就是有了國際因素的介入。大概從韓戰爆發，美國決定協防台灣開始，其台海政策不明說的層面，就是希望“中華民國”能走向偏安的道路。在中美協防條約簽定的同時，原本就有一個祕密換文，美國人在這份換文中，基本上限制了當時國府軍隊的行動自由，也因此，中美協防條約事實上就形同由國際力量迫使“中華民國”偏安。這也就是說，當世界走入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時，美國一方面提供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實質上推動了沒有兩個中國的兩個中國政策。由於台灣的力量和美國實在不成對比，所以即使蔣介石極力抗拒，但事實上並無力完全扭轉這種逐漸偏安化的走向。
不過也由於國際冷戰格局，美國基於其需要，仍然維持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這也給了國府一個援引蜀漢之例的空間。諸葛亮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成為國府正統論述下鼓舞民心士氣的最重要口號。而為了正統論述的需要，國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仍一貫地奉行一套大中國論述。因此在我們小時候受教育的過程中，為整個中國未來而犧牲奉獻，仍然是我們最核心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正是這樣的世界觀，讓偏安的潛趨勢一直沒有檯面化。
但是這個狀況在“中華民國”終於退出聯合國之後，便迅速有了重大的改觀。因為在幾年間，“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幾乎是以崩盤的速度惡化，此一情勢也讓潛隱了二十年的集體怯懦迅速爆發（所謂的恐共症），而在和美國斷交的時刻，達到了最高峰的狀態。那時，台灣只要稍有辦法的人，都只想到如何把家眷和財產移往國外。在那幾年間，台灣有所謂的“牙刷主義”的說法，就是有些人把家小都安頓在國外妥當後，自己則繼續留在台灣賺錢，而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一把牙刷就可以走人，這真就是當年的寫照。
當時蔣經國主政，其最險峻的形勢，還不在外在形勢的快速變化，而在台灣內部人心的浮動，那種集體的怯懦其實足以把民心士氣整個毀掉。但蔣經國以迅速和美國談妥了台灣關係法的方式，確保了台灣的安全形勢，也穩定了人心。然而其代價就是讓台灣進一步被美國牢牢地控制住，換言之，蔣經國也更難以扭轉這種由外部國際結構所構成的偏安化趨勢了。另外，隨著外交處境的惡化，“中華民國”的正統論述也越來越難以為繼，在無力突破冷戰格局的制約，與合法性論述的雙重需求下，蔣經國也被迫實質上採取了某種默認偏安的政策，所謂“革新保台”的政策綱領，就是某種對偏安默認的表現。從此開始，蔣經國實質上開啟了政權本土化的進程。
其實我相信，對這樣的政策方向，蔣經國應該是心知肚明，也深感無奈的，但形勢比人強，他也不得不如此。可是他畢竟還是做了許多努力，試圖抗拒這種從偏安到本土化的趨勢。最明顯的就是他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句口號來取代反攻大陸的說法。我以為這實在不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它代表了在論述上兩岸從武力以爭正統的時代，轉向了以制度實踐來爭正統的時代，這樣蔣經國也才能由之推衍出其他政策，來平衡這種偏安的趨勢，比如說他可以把建設台灣解釋為建設中國的模範省，而不是鞏固偏安等等，後來在他晚年，開放老兵探親，當然也是一個重大的試圖扭轉偏安趨勢的政策。
但是隨著蔣經國晚年，他對政治的實質控制力的減弱，政權本土化的進程也就在“民主化”的口號下，迅速而且鋪天蓋地地展開了。民進黨的出現，當然是最重要的催化劑，加上美式民主在價值論述上的優勢地位，以及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不能反對民主，於是一種彷彿帶著理想主義包裝的政治工程，便提上了日程。首先是蔣經國的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這也就是說它直接導致了政權的開放競爭。在我看來，蔣經國是希望通過主動的作為，來引導政治走向民主化的，可是由於這一民主化過程的本質，其實只是一種在長期的集體怯懦與偏安的趨勢中產生的政權本土化的內在要求，所以這個所謂的民主化過程，很快就在民進黨決定以族群動員的方式中變質了。
如果我們從現在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其理想性似乎很迅速就消散了，社會也很少真正討論何為民主。這一過程如果說是“自由化”則有之，但真正民主的內容是不多的。當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掌政權後，他為了鞏固權力，很快就決定要和民進黨競逐民主這塊招牌。
他修憲擴大“總統”的權力，改變“總統”選制，這些看起來都是民主制度的工程，可是實質上卻正如胡佛先生所說，這些修憲都意在把“中華民國”憲法解構掉，把它變成一部漂浮的憲法。這也就是說，李登輝的所做所為，實質上是在進行一個本土化的工程，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化。關於這點，在上個月本刊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已經論述甚詳，我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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