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值得進一步說的則是另一點，那就是李登輝在教育文化上所進行的本土化工程。我們一般都把這個工程稱之為去中國化的工程。他是通過所謂的“教育改革”工作來進行的，而同時，他也發動了“換發新身分證”的工作，來進行一次徹底的“土斷”，也就是取消了身分證中的“祖籍”欄位。還記得當年在推動這一工作時，整個社會幾乎平靜得毫無波瀾，不只所謂的本省人沒有意見，就連所謂的外省人也大體都“欣然同意”，這點如果對照歷史上的土斷經驗，台灣的平靜還真是歷史“奇蹟”呢！但土斷的意義是甚麼呢？它當然是個政治建構，由之以塑造一種新的政治認同。
至於李登輝在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作法，就是在語文教育中，逐步抽掉了有關文化精神的教育；另外在歷史教育中，則以所謂的“同心圓”史觀，來改變以中國為核心的史觀。這一改變的進行過程是緩慢，但卻是堅定的。隨著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的公佈，我們也看到了台灣的中小學語文教育，越來越強調語文能力，而弱化文化涵養，也看到“認識台灣”這樣的歷史教材被納入了教學之中，鄉土語言也變成了正式課程。而一些日常的語彙，比如說“大陸/台灣”的對舉，也漸漸被“中國/台灣”的對舉所取代。在我看來，這真是最不能小看的一步，因為它是從意識的根部，一點一滴地把偏安固定化了下來，於是它就為“獨台”的政治論述，佈置了最豐沃的土壤。這也就是為什麼在1999年李登輝兩國論這種最典型的獨台論述出台，台灣的民意支持度竟然高達百分之七十的理由所在。至此，政權的本土化這個由偏安而來的結果，也就終於完成了。
此後，陳水扁在李登輝的協助下，當選了“總統”，表面上完成了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權輪替這一重要工程，但實質上我們都已經看到，在民進黨的八年政權中，民主化事實上幾乎毫無進步，反而是台獨的冒進政策，成為了主流。在我看來，台獨的冒進乃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因為連陳水扁都清楚，他根本辦不到。其實台獨根本就是個假議題，李登輝在這點上，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所走的乃是一條獨台的路線；陳水扁在剛上台時，也是對這條路線亦步亦趨，後來才在某些因緣上，開始了他冒進的嘗試，並因而刺激了華盛頓與北京的聯手壓制。可是我們如果撇開了陳水扁在政治上的冒進不論，而單就在教育文化上的作為而論的話，那我恐怕得說，他完全貫徹了李登輝的一貫作法，並且更成功地改造了台灣年輕人的意識。如果籠統些說，今天台灣三十歲以下的人，他們都早已徹頭徹尾是個獨台論者了。我們想想看，今天台灣的歷史教科書，都是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然後是世界史，而且把“中華民國”一切為二，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放在中國史裡教，1949年後則放在台灣史中教，這怎麼不會形塑出“一邊一國”的史觀呢？而從認識台灣這本教科書出台，到後來的九五課綱，已經整整將近二十年過去了，這不是已經是整整一代人接受了這樣的史觀教育了嗎？試問這樣的一代人如何可能不把台灣帶向獨台的鞏固化？
2008年，因為陳水扁的貪腐，終於導致了政黨再度輪替。可是馬英九先生當選後，雖然在兩岸政策上大幅修正了陳水扁的冒進政策，而代替以和平交流的政策，因而快速穩住了政治局面，但在教育文化上，卻是瞻前顧後的。而瞻前顧後的結果，不只不能將獨台意識逐漸鞏固化的趨勢遏制住，反而是讓自己也陷入了泥淖之中。由於這一過程我幾乎無役不與，所以感觸也就特別深刻。這幾年來，馬政府對文史課綱的確做了微幅的修正，這點不能說馬政府都沒做過一些努力，可是在最關鍵性的同心圓史觀上，則是分毫未變，這就讓人扼腕了。坦白說，這點不修正，就算馬政府把文化基本教材恢復了，就真能扭轉獨台論述嗎？日本韓國以前也都讀四書，他們接受了中國認同嗎？而從馬政府其他都還敢改，卻惟獨不敢改同心圓史觀來看，我們可以斷言，其實這表示就連國民黨政府，在其意識層面，也完全接受了這種獨台史觀，而這又代表甚麼意義呢？它當然代表了獨台意識的徹底鞏固化，因為它代表了藍綠都共同認可了這點，所以台灣再也沒有比較強大的組織力量來反對這點。於是“中華民國”已經從偏安到完全本土化，它已經自動切斷了和整個中國的連繫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馬政府要以上述主軸來紀念辛亥百年的原故。
而我想說的是，這就是我在本文開頭的提問——“台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的具體解答。這真的是一次中國古代偏安歷史的再複製，也是再一次的由宋而齊而梁而至陳霸先這種本土政權的出現。馬政府的具體政策和李登輝、陳水扁的政策當然有本質的歧異，但就本土政權的完成，則是完全一致的，而支撐著這個本土政權的，就是一套或隱或顯的獨台意識與論述。
獨台可有和平的化解之道？
真的不用懷疑，有一件從偏安到獨台的事，已經在台灣發生了，同時通過了兩次政黨輪替，這件事已經被鞏固了，而且無論誰當權，它都已經是一個以或隱或顯之獨台為論述基底的本土政權了。這也就是說，當一個結構已成，個人的某些特質就未必再撼動得了這個結構。比如說我完全不懷疑馬英九的個人特質是一個典型的文化中國論者，我也同意在這次大選中，馬英九“總統”能夠再連任，對兩岸局勢的維持會比較有幫助，可是這都未必意味著馬的連任就不會造成兩岸局勢的惡化，因為一個兩岸結構性的新衝突點已經成形，而且這個新衝突點將使中國大陸面對一個三合一的衝突對象，那就是藍、綠和國際勢力。而如果我們都認為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兩岸不應該再以武力來解決問題的話，這個新衝突點還有沒有和平解決之道？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把握兩個基本原則，則解決之道還是存在的。這第一個原則就是千萬不要太快地把獨台論者都上綱到敵我矛盾上。以前大陸以敵我矛盾的方式視台獨論者，大陸還可以因此在台灣找到盟友；但如果也以敵我矛盾來視獨台論者的話，則大陸恐怕很快就會發現，在台灣將會很難找到盟友了。獨台論者之間當然還會有各種類型，而且最好是把所有獨台論者都視為是有可能轉化的對象，如此才有可能製造出解決的契機。而如果只是簡單地以“B型台獨”來定位獨台論者，則恐怕會治絲益棼。
第二個原則，我以為必須“以結構對結構”。如果獨台論已經形成了一個意識結構，而且是個有人性與歷史基底的結構，那就也必須要以某種結構的創造來破解。這也就如同我們兩岸統合學會的朋友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之構想一樣，必須能夠提出一個對台灣人民有足夠說服力的構想，一個可以真正解決中華民國問題，也讓大陸有台階可下的論述結構，同時也必須能夠開放中國的話語權，讓台灣真正能夠平起平坐參與到中國發展的空間，它也許才足以化解偏安背後的那種集體的怯懦，化解某種想“逃”的心理，從而可以產生對獨台論的約制力量。換言之，就以目前的兩岸關係來說，如果只有經貿交流的政策，它是過渡不到政治上去的，同樣的道理，只有政策，而沒有論述，事實上就是把國民黨也給推到了獨台陣線上去，這當然是得不償失的。
坦白說，我以為兩岸的形勢並非一片大好，而其原因也並不只是民進黨有可能在2012年勝選而已。台灣真的變了，一種歷史宿命的變，也只有能夠深切體察歷史脈動的人，才真能應對這個複雜而棘手的現象。但願我上述所觀察到的變局，不至於再把民族推到另一個痛苦的深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月號，總第1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