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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危機應對準備 |
中評社╱題：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及中國的應對之策 作者：張弛（北京），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戰略咨詢中心副教授
作者指出，隨著中國持續崛起，美國對華戰略焦慮和敵意判斷顯著上升，認為中國是美國霸權最根本、最長遠、最嚴重的戰略挑戰。當前，中美關係走到了轉捩點，美國的對華政策開始由“接觸+遏制”向“全面戰略競爭”轉變。因此，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緊張”和“競爭”恐將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特徵甚至“新常態”。對此，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在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以更加開放、合作、包容、自信的姿態面對國際社會，同時加強危機應對準備，推進地區安全合作，在競爭中維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
一、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的主要原因
當前，美國對華政策之所以發生深刻變化，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美國對中國極度失望。
政治上，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本就截然不同，中國相信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而美國則習慣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視為“異類”甚至對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之所以始終奉行“接觸+遏制”的“兩手”政策，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精英大都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最終將使中國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在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上，美國都希望通過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在防止中國成為另一個“蘇聯”的同時，影響和改造中國，最終使中國由西方的“異類”變為“同類”。
但現實讓美國極度失望。中國不僅未按照西方期望的方式發展，而且立足國情走出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同時，“中國模式”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西方發展模式之外的有益借鑒，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於從中國學習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經驗。美國認為，“中國模式”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和現實的威脅。所以，美國很多人認為，從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歷屆政府奉行了40多年的對華接觸政策失敗了，必須進行大調整。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要反思和改變美國長期以來的對華政策。報告指出，“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基於一種理念，即支持中國崛起和納入戰後國際秩序，將使中國實現自由化。但與美國的願望相反，中國以犧牲別國主權為代價來擴張自己的實力。中國在世界上傳播以腐敗和內部監控為特徵的專制體系，並且正在建設僅次於美國的強大軍隊。”①其實，早在2015年，美國著名智庫對外關係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出台了一份題為《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報告，指出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試圖使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做法是錯誤的，這一做法“對美國在亞洲的首要地位產生了新威脅，而且最終將在全球對美國的權力形成挑戰”，“華盛頓需要一個應對中國的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中國崛起。”②但這一次特朗普政府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強調了這一思想，因而具有標誌性意義。
二是中美實力快速接近。
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各方面研究，如果中美兩國保持目前的發展勢頭，未來15至30年，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將大幅縮小，並在一些領域趕超美國。在經濟實力方面，預計到2030年左右，中國GDP將超過美國；在科技實力方面，預計2050年左右，中美將並駕齊驅，在一系列重大技術上互有領先；在軍事實力方面，估計美國在2030年前後仍將對中國保持較大優勢，但隨後其戰略優勢減少，到2050年前後，美國對中國可能將不再佔有较大優勢。中美在實力上的快速接近，深化了兩國間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增加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和疑懼。
三是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誤讀。
近年來，中國在維護國家利益、推動國際經濟合作以及提供更多國際公共服務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比如南海島礁擴建工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建立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等。但美國在心理上對此難以接受，並將其視為中國崛起挑戰美國霸權、與美國爭奪勢力範圍並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的行為。
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指出，“中國在周邊的一系列進取動作，包括南海島礁建設，威脅到自由貿易、地區穩定和其他國家的主權。中國快速的軍事現代化旨在限制美國進入該區域”。“印太地區國家呼籲美國發揮領導作用，集體對抗中國，以維持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的地區秩序。”③再比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本意是要發揮自身經濟優勢，帶動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的是實現各國共同發展，而且中國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參與這個倡議。但美國方面對此一直抱有懷疑態度，認為“一帶一路”旨在擴展中國勢力範圍，中國主導建立亞投行是要取代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
基於上述三個原因，美國戰略界已經形成共識——遏制中國乃當務之急。這將不以哪一位美國總統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美國政府換屆而改變。
其實，早在當年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時，美國戰略界就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必須制衡中國崛起。只不過當時美國深陷中東事務，在處理伊朗核問題等重大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合作，並且在“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後，與俄羅斯在東歐和中東展開了激烈的戰略博弈，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和制衡。
今天，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已經不大可能被圍堵和遏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似乎也沒有能力來改變中國。因此，美國按照打擊“異類”和維護霸主地位的傳統價值觀和思維模式，試圖去做的就是在世界範圍糾集盟友和夥伴國，孤立中國、打壓中國崛起，限制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
此外，本屆美國政府具有濃厚的商人和軍人背景，因此決策比較果斷，不大會像以往的美國政府那樣反復權衡各種利弊。加之近來特朗普決策團隊中鷹派佔據主導地位，保守勢力上升。這些都將促使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接觸+遏制”轉向“全面戰略競爭”。特朗普政府目前叫囂的“貿易戰”，恐怕會成為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的開端。
二、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的戰略動向及影響
目前，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已經呈現四個方面的戰略動向，這將對中美關係乃至全世界產生深刻影響。
一是明確對華戰略定位，首次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等系列戰略文件，明確判定世界重回大國競爭狀態，中俄作為“修正主義大國”，位列美國三大類別的戰略挑戰之首，而在“修正主義大國”之中，美國又將中國列在俄羅斯之前，並強調美軍的首要任務是與中俄進行長期戰略競爭，還在歷史上首次指出，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
回顧歷史，“二戰”後美蘇兩國間之所以形成“冷戰”局面，也是因為當時美國對蘇聯做出了一個類似的戰略定位，從此兩大陣營之間的全面戰略競爭就開始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今天，中美兩國之間也面臨著類似的情形。美國對中國做出這樣的戰略定位，就意味著今後美國將像當年對付蘇聯那樣，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達到兩國建交以來的新高度，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緊張”和“競爭”恐將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特徵甚至“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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