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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懼。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台灣何去何從？”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一、關鍵時刻
2019年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關鍵的一年，因為影響兩岸關係的三個環境因素，都有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
首先，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已滿四十年，依習近平的說法，從2019年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是“歷史交匯時期”。習近平必須在內外政策上積極有所作為，其中包括對台政策。事實上，習已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提出兩項新的訴求：一是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以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二是呼籲展開兩岸的“民主協商”。代表習近平將以實際行動，來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
其次，2019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也是《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年。無論是中美或台美關係，都已出現重大變化。中美戰略互疑有增無減，台美關係則是水漲船高。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川普總統尋求連任，兩岸政策將是他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
最後，2020年是台灣的總統大選年。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的結果，改變了台灣地方政治的版圖。蔡英文尋求連任，大選時將面對來自國民黨的參選人，以及可能代表第三勢力的柯文哲的挑戰。如果選戰陷入統獨之爭，則選舉結果將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並使兩岸陷於和戰兩難的窘境。
二、中美戰略競爭
2017年12月18日，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被視為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點。因為報告將中共與俄羅斯一起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報告並指控中共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和價值對立的世界。〔1〕時隔僅一個月，美國國防部於2018年1月19日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直指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2〕。美國對中共新的定位，反眏的是美國對中政策和中美關係的變化。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企圖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故把中共視為一個“改造的對象”。小布希執政初期，則把中共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3〕，代表雙方關係的惡化。隨後，美國的反恐行動獲得中共支持，促使美國在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4〕。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歐巴馬在2010年5月發表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甚至表達歡迎中共擔任負責任的“領導角色”。〔5〕
為什麼川普上台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會出現重大變化？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把中美關係的困難和緊張，歸咎於中共處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轉變，而非美國採取主動。謝淑麗認為，這個轉捩點始於2000年代中的胡錦濤執政時期。在中共2008年舉辦奧運前後，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情緒”（premature triumphalism）。中共領導人和民眾，要求採取更為強勢的外交政策。習近平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雙倍加碼演出。〔6〕
然而，就算中國大陸有些人因中國崛起而雀躍不已，這又與美國何干？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說，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他們二人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7〕
上述涉及結構性的因素，是深層的、是難以調和的，屬於雙方的主要矛盾；涉及利益衝突的部分，是表層的、是可以調和的，屬於次要的矛盾。而當中美力量對比出現彼長我消的情況時，就會因利益衝突，而劍指雙方的主要矛盾。2018年1月30日，在川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就明白指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8〕。
因此，從利益的考量，我們發現川普雖在競選期間發表了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以及因2016年12月“川蔡通話”而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很快邀請習近平訪美。雙方多次會面後，還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展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了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這衹是曇花一現，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立即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疑懼。
第一，中共採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仿效美國引以為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成為世界舞台的要角。
第二，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其日益增長的綜合實力，已挑戰到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美國最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強化了中共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角色。
第三，中共強調多邊主義，對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些主張和川普所強調的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不同，被美國視為中共意圖改造世界藍圖，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中美利益衝突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方面。針對雙方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及智慧財產權爭議，川普決定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先以“301條款”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再以“中興通訊事件”為工具，把戰場擴至科技領域。2018年4月3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根據調查結果，公布擬加徵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清單，並徵求公眾評論。〔9〕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1970年代尼克森開啟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所採取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10〕接著，白宮則於2018年5月15日宣布，對五百億美元大陸進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鎖定“中國製造2025”〔11〕。
為了緩和雙方的貿易衝突，2018年12月1日，中美在阿根廷舉辦的G20峰會中，取得九十天休兵的協議；但接下來就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過程，可說談談打打，邊談邊打。川普於2019年5月15日簽署“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的行政命令，禁止企業使用被認為有國安風險公司製造的電信設備。美國商務部因此將華為（Huawei）及旗下七十家子公司，全數列為出口管制黑名單。儘管這個決定已在5月20日暫緩九十天實施，但一般認為，這是“中興事件”的翻版，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是，川普政府正以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作為遏制中共崛起的起手式。《新華社》明白指出：“美方揮舞關稅大棒貿易霸凌、漫天要價勒索中國的背後，包藏著壓迫中國改變基本經濟制度的企圖。”〔12〕許多大陸學者也認為，美國掀起貿易戰的最終目標，是“既要錢又要命”。在他們看來，多買一點美國農產品，讓貿易平衡一些，這還好辦，破財消災嘛！但如果要求中共進行經濟結構重整，那就可能傷筋動骨，茲事體大。
2019年6月29日，川普與習近平在G20大阪峰會見面，雙方建立的共識是：美國暫不對中國製品加徵新關稅，允許華為向美國供應商採購無重大國安問題的產品；中國同意採購大量美國農產品和進口更多美國商品；雙方恢復貿易談判。但這個共識在落實中又發生新變化，未來能否達成協議，還在未定之天。
三、台美關係強化
川普上台後，加強美台實質關係，為外界所預期。因為川普在正式上任前，就與蔡英文通了一次電話。談多久無關宏旨，重要在於，這是斷交後的史無前例之舉。僅管川普隨後和習近平見了面，“交了朋友”，也緩和了中共先前對“川蔡通話”的疑慮，但台灣已成為川普手中的一張牌。
2018年3月16日，川普簽署《台灣旅行法》，為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打開了一道門。2018年8月11日，蔡英文展開“同慶之旅”，目的地是台灣的兩個邦交國巴拉圭和貝里斯，但往返過境的美國洛杉磯和休士頓，才具重要意義。這是《台灣旅行法》生效後適用的首例，也突破過去台灣領導人在美過境時不得視察僑外單位、不得參訪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限制。
川普於2017年12月簽署國會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FY2018NDAA），其中有條款論及重啟台美軍艦互泊，以及邀請台灣參加美軍演等建議。〔13〕雖然川普事後表明，此條款不具法律約束，是否落實屬於憲法賦予總統之權，但這意味川普政府將持續對台軍售，甚至進一步加強台美軍事交流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川普於2018年12月31日，簽署了國會提出的《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其中第209條涉及“對台灣承諾”的部分，表明美國支持台美之間密切的經濟、政治與安全關係；反對改變現狀的行為，並支持台海兩岸都能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此外，美國總統應定期對台軍售，也應根據《台灣旅行法》鼓勵美國高層官員訪問台灣；法案重申美方基於《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和美中“三公報”，將進一步落實美國政府的對台承諾。〔14〕
台美強化實質關係最凸出的是軍事交流的部分。
2019年5月22日，美國海軍驅逐艦“普瑞布爾號”（USS Preble）及補給艦“狄爾號”（Walter S. Diehl），自台灣地區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經台海。這是美艦今年第五度穿越西岸台海，平均每月一次，已出現常態化現象。這是川普政府以行動展現對蔡政府的支持，尤其時間是在台灣選前的敏感時刻。
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至2019年4月為止，川普政府已批准三次對台軍售案。第一次是2017年6月29日，價值十四億二千萬美元的魚雷、飛彈及早期預警雷達的技術支援等內容。〔15〕
第二次是2018年9月24日，價值超過三億美元的軍售，項目包括F-16戰隼戰鬥機、F-5戰鬥機、C-130運輸機以及IDF經國號戰機之系統備件等。〔16〕
第三次是2019年4月15日，包括在美培訓台F-16戰鬥機飛行員及相關後勤維護支援的費用，共計五億美元。〔17〕
最近的一次是根據2019年6月《路透社》報導，美擬售台逾一百輛戰車及千枚以上飛彈，台灣軍方表示，針對這四項軍購案已提出“發價書需求信函”(LOR for LOA)，目前均按相關軍售程序執行，進度正常。〔18〕
有軍事專家認為，美國對台軍售從“包裹式”的整批交易，轉為“逐案處理”，是重大突破；但忽略了這也提供美國在台美中三邊關係裡，更多彈性的活動空間。
美國長期以來，就是以“三公報一法”來處理兩岸問題。觸及台灣問題時，都是刻意保持戰略模糊，避免挑動中共那根敏感的神經。但現在中美關係緊張，台美關係的基礎從“一法”增至“三法”，台美活動的空間擴大了，而中美轉圜的餘地則縮小了；中美處理台灣問題，已從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
川普上台後，不斷強化台美實質關係，讓民進黨有人產生向美國“一面倒”的幻想。理由是對岸至今仍拒絕與民進黨政府來往，台灣夾在中美之間，沒有太多的政策選擇空間。這話聽來也言之成理，問題是，川普心中究竟做什麼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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