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兩岸青年交流的配套措施不完善。比如台生廣泛關注的生活設備和社會各方面便利的問題都未作出規定，有台生反應他們在大陸的學習和日常中所遇到了種種問題（如來大陸短期交流台生並不能享受到學生優待，交通和其他地方都不打折），希望得以正視和糾正。對兩岸教育主管單位的不作為行為，感到非常無奈。在權益方面，兩岸青年在各自的對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次國民”待遇，例如關切到陸生利益的“三限六不”等政策都還未有放開的可能。如果說這種“次國民”心態是由政治考量造成的，那麼陸生與台生強化各自的國族認同也是由其不平等待遇下催化出的苦果。
其次在組織方面。無論兩岸何地何校，“台生同學會”“陸生同學會”等各種社團都開始陸陸續續建立，可這種社團的建立也就意味著類似於“小團體主義”的誕生，團體與團體之間必然有相異的價值、文化和活動。久而久之，各自都找到了各自的歸屬。儘管身處異鄉，本應該入鄉隨俗、結識更多當地朋友、瞭解當地歷史文化的事情，卻被組織文化打消了其交流動機。陸生與陸生、台生與台生，兩兩“各自為政”，隨著時間推移，距離感也就愈來愈明顯和強烈，這似乎又給兩岸青年交流造成了彼此間更多的矛盾和不同。
台灣軟實力武器的強大攻勢
當今世界，軟實力的強弱往往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標杆。毋庸置疑，在兩岸軟實力較勁中，台灣顯然略勝一籌。大致可以從如下兩個維度來表述：首先是文化軟實力，撇開政治中的民主自由成分不說，就單純的社會文化而言，台灣的確有許多值得讓大陸學習借鑒的地方，其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台灣人很懂禮貌、講究秩序，街道乾淨、環境優美、社會和諧等等，這似乎已成為台灣在兩岸博弈中最具有話語權的地方，且在開放大潮中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更可被理解為台灣最為碩大和堅固的保護傘。台灣以軟實力吸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不僅可以使之飽覽優美的自然風光，亦能夠讓之感受到良好的社會文化，以期博得和增強大陸居民對台灣的好感，並借此來對大陸進行心理戰的反攻。較之於台灣，大陸顯然不能相提並論。儘管旅遊業也正欣欣向榮，生命力十分頑強，可單靠硬體設施來拉抬，端不出讓人回味無窮的牛肉。兩岸旅遊的區別在於，台灣居民前往大陸只圖觀賞自然風光，而大陸居民渡海台灣不僅僅是遊覽勝地，更多地是注重對台灣社會的享受。人員往來次數亦有相當大的落差，台灣居民以抱著來一次就不再來了心態的人居多，跟大陸居民的意念形成鮮明反差。刨根問底，還是要歸結於兩岸之間軟實力過於懸殊。大陸沒有足夠吸引力，在這一環節就顯得十分吃虧，因為沒有強大的文化向心力，互動自然不那麼頻繁和熱絡。易言之，聚合離散傾向逐漸浮出水面。
第二便是對網路等軟實力的運用。這一方面，或許大陸的網路較台灣更為發達，主要在於公共輿論平台的數目似乎比台灣多了好幾倍，一如Blog、Weibo、QQ、Weixin等網路軟體，給民眾提供了大量的資訊傳輸載體。然在對其的應用上，台灣似乎又佔據上風，不僅台灣旅遊部門在大陸相繼開通Weibo以此行銷，連台灣政治人物也不甘示弱，為拓展人氣，亦爭相登陸建立網路根據地，且產生了較好收益。尤其又以“台灣自由行”（Weibo）這類性質的虛擬實體最為典型。對大陸民眾產生了莫大誘惑，受眾面幾乎是無孔不入，粉絲（Fans）已多達好幾百萬，互動頻率也相當高。由此可見，通過網路手段和途徑，將台灣軟實力文化植入大陸內部，已取得不少功效，這股勢力和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反觀大陸，似乎一籌莫展，明顯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雙方對“兩岸專才”的重視和培養程度不同
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戰略的佈局以及社會的發展都離不開與對岸的競爭與合作，而“兩岸專才”又好比是足球場上的教練員，指揮著球員的運作。依照比賽規則和傳統慣例，再好的球隊和球員也需要有一名久經沙場和統攬全隊的優秀教練，才能戰勝一支支勁旅球隊，拿到最後的總冠軍。兩岸交流亦是如此，對“兩岸專才”的培養是相互之間都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若是一步不慎，大有釀成全盤皆輸的可能。大陸方面：尤其是近年來，加大了對“兩岸專才”培養的力度，學科齊備、師資雄厚、相互協調發展，已形成了多個培養兩岸事務高階人才的陣地，這應當是值得可喜的一面。可是對“兩岸專才”能否做到“專才專用”，還有待引起相當重視，目前狀況似乎有些不盡人意。許多“兩岸專才”因現實條件紛紛轉行、大量流失，此方面需要繼續完善和加強。
台灣方面似乎更加懂得未雨綢繆，盡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將當局、企業和公民個人僅僅聯繫在一起，貌似已形成了長遠而堅固的產業鏈。其主要呈現以下三個特徵：一是形成當局搭台、財團支助、學員唱戲的培養模式。也就是說，為了造就培養“兩岸專才”的濃厚氛圍和吸引有興趣的學員參與，由當局出面，邀請兩岸問題專家學者對學員進行專業培訓，而這其中又因有財團的支持，故學員不僅可以享受到免費的資源和服務，還能夠培養出對兩岸事務的志趣，從而立志於對兩岸問題的研究；二是形成海內外“兩岸專才”互動和對話機制，要完成該項目，不難看出，需要一個暗含條件，即應具有一定外語水準，只有在沒有過多語言障礙的前提下，相互溝通起來才會更加順暢。台灣一方的具體做法是，在教學上儘量多使用英文原著，以培養專才在提高語言能力的同時，亦能把握到海外兩岸事務研究的最新動態，可謂是一箭雙雕；在活動上創造各種機會和增加補貼，極力鼓勵學員踐行“走出去”路線，培養專才的國際觀和國際視野，放眼全球更能居高臨下。三是採取深入敵營、探清虛實策略，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隨著兩岸各種關係的逐漸鬆綁，自然為兩岸交流掃除了不少限制，各式各樣的交流管道的相繼建立，比如開放台生登陸就學抑或是短期交流。也就是說，透過多種路徑的開放為台灣的“兩岸專才”就地蹲點、進行田野調查、收集一線材料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搭建了可貴的平台。當然，這樣的大好時機，台灣一定不會視而不見、使之擦身而過。
兩岸民眾價值取向的變化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裡所指的兩岸民眾特指參與兩岸交流和互動的大陸民眾和台灣民眾。台灣一方以台商、台生及登陸旅遊的台籍居民為主體；大陸一方面主要包括陸生、陸商和赴台旅遊的大陸居民。曾有一位在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生撰文指出，台生和台商的台灣主體性意識，經在大陸生活一段時間後，不降反升。筆者認為，儘管其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究，但至少這表達出了一種現象，即台生和台商兩部分群體在親身體驗後，不僅對大陸不喜好，反而對台灣認同的日漸升高，這似乎有悖於兩岸交往的常理，但似乎又是勢所必然。有以下幾個地方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如前所述大陸對台生“不正常”的待遇，或多或少會增加台生的不平衡心態，進而萌生出離散傾向；第二、隨著兩岸交流漸次進入深水區，經濟摩擦甚至衝突勢必在所難免，對台商企業的各種優待似乎已接近於飽和。這也就是說，政策傾斜的相對減少，台商企業的獲利也就相對減少了，獲利的相對減少，也就會影響到投資激情的降溫。加上本身對大陸社會文化依賴性的不強，“向南遷移”似乎成了他們下一個的目的地；第三、大陸軟實力的薄弱，欠缺與市場經濟和普世價值相配套的社會文化體系，不能得到台生和台商的擁護和支持，也就不能建構出強大的文化認同感。而作為社會結構下的行為主體，找到自身的社會歸屬似乎又是一種天性，故不得不在我者與他者中進行抉擇。
大陸一方：也呈現出一種對台認同“不降反升”的態勢。普遍認為，去了台灣的大陸民眾或是陸生通過親身體驗、四處走訪，均感受到了與大陸幾乎迥異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和公民素質，他們不僅不排斥，反是更加喜歡和讚賞。因為先進文化可以超越政治分歧、社會對立而獨立存在，對文化的認同常常取決個人心理對求真求美的嚮往。因此，對落後地區的民眾而言，當他/她短暫接觸到先進的意識和物質後，高階社會就會對其產生巨大的磁吸效應，其就更有強烈的渴望意向，也就會更加認同先進地區的社會價值，此種現象实屬正常。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現象對大陸來說並非完全都是消極影響，大陸正可以此壓力轉化為動力，借助兩岸交流的契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自身社會文化的軟實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6月號，總第1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