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取代聯合國中台北的中國代表權，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兩岸關係面臨重大變化。大陸文革結束後，北京致力於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改革，並積極地推動台海兩岸的經濟來往，而蔣經國執政未期，雖仍標榜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卻一面解除戒嚴，隨即開放探親與人道交流，釋放的是和解的氣息與兩岸關係去冷戰化的思維，逐漸使兩個隔絕、敵對、醜化的社會，恢復其交往。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則兩利，鬥則兩傷的關係型塑了兩岸新的現實。在原來的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兩個和平互動的政治實體，各有其政府、人民、土地與對外關係。雙方自認代表原來的中國而不自外於中國，一個中國不是問題。但其後很長時間裡，兩岸關係的衝突與糾紛並未中止。由此可見一中原則並未真正收到互信的效果。主要原因是：一中是包容性的呢？還是在主權與治權方面，唯我獨尊，只有我有，不許你有式的一中？現在情勢變更了。大家都主張現在應是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時代，既然如此，任何一方，都不應忽視而且必須正視與尊重另一方的存在。也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真正推動大交流大合作。在此一基礎上，雙方在兩岸關係的推動上是互為主體，任何一方都不能將另一方當成客體看待，如此兩岸關係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解嚴後，台灣方面早就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現實，更不避諱中央政府官署的來往，並以“一國兩政治實體”來因應海峽兩岸的新關係。大陸方面自然也認識到要想深化兩岸關係必須正視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現實，但至今為止，尚不肯踏出決定性的一步。
吾人切須思考，在新形勢下，在追求兩岸統合的過程中，過去的理性思維是否能因應新的情勢與未來兩岸發展的需要。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大陸方面是否能回到1997年11月16日大陸海協會汪道涵會長會見台灣新同盟會主席許歷農一行人所提，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應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這一段話可說是汪先生正視現實，追求未來的真知灼見。其實這一段話的精粹與1991年台北方面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是契合的。綱領將國家統一的進程分為互惠交流、互信合作、協商統一，三個階段。其目標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其四大原則的第一原則即是：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在近程互惠交流階段，即提出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其中互信合作階段，四項重要工作如建立官方溝通管道，直接三通，協力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高層人士互訪，可說大半已付諸實現。如果沒有1995年到2008年兩岸關係的動盪，今天我們應有可能進入協商統一階段了。
與時俱進地創造認同與互信
在建立互信與正視現實方面，如果雙方當局能善於換位思考，易地而處，如果能體察兩岸發展的大勢，與時俱進，如果能夠超越慣性思維，高膽遠矚，應該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我們且拭目以待。
認同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社會心理和政治問題，認同的建構與崩解往往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本文無法深論。台灣地區人民的中國人/台灣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演變，更是一個異常曲折的故事，專家都不一定能解說清楚。但是當我們把眼光轉向強化認同時，不能不認識到認同本身固然與血統歷史有關，它更是一個社會、心理和文化概念的呈現。如果彼此在分享物質幸福之餘，更能分享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願景，認同感自然強烈。真正促進認同的是所謂柔性權力而非硬性權力；是吸引的力量而非壓制的力量；是建設性的力量而非毀滅性的力量。換言之，彼此吸引的力量愈強，認同感就會愈強。從這點來說，兩岸認同的強弱非僅取決於彼此對對方的政策，也取決於彼此內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素質的同質化與優質化的程度。由於兩岸大小懸殊，大陸是遠為大的個體，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素質的優質化對台灣人民的認同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中華民國創建者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民族獨立，民權伸張，民生樂利的志業，大陸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倡導的和諧社會，或是最近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國夢，如果它們能成為兩岸人民的共同目標、共同夢想、共同志業，使中華文化、共同富裕、憲政體制、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保障成為兩岸人民與兩岸當局共同致力與共同追求的價值，兩岸的認同必然會加深。
認同是一個過程。政府、社會精英和一般民眾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並需要長期性、制度性的進行，兩岸非僅要以“利”相結，更要以“情”相結、以“義”相挺。非僅有物質層面的分享，更要有精神層面的分享。唯有“通財”與“同心”同時並進，才能深化認同。
就此點而言，繼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署執行後，海峽兩岸應進行教育、科學、文化合作框架協議的籌謀工作，以期多層面、多管道、多元化的進行教育、科學、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在這方面，文化交流尤應列為重點。無論是傳統中華文化的弘揚與推廣，音樂、詩歌、戲劇、影視、民俗、文學、藝術、博物館、展演等的交流合作，最足以撫慰人心，促進情誼，更應當是重中之重，應當予以鼓勵、支持，長期有序的進行。
總之，兩岸之間的信任與認同問題考驗兩岸當局的氣度與智慧，也取決於兩岸人民的意志與情義。可能最關鍵的是“心”的改造，也是兩岸關係典範轉移問題。兩岸在敵對時，連帶也在仇視、蔑視、醜化對方，除了軍事征服外，解決不了“合”的問題，認同更是無解，彼此日漸疏離。在大交流與大合作的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岸已轉化為夥伴、朋友、兄弟姊妹的關係，排除武力的思考，不僅要共同謀利，還要分享義與情。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友愛，由和平而和解，由和解而和好，才是深化認同的最佳保證。
①閻學通，《和平的性質－和平≠安全》，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8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7月號，總第18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