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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 |
中評社╱題：為何會出現愛國愛港論述貧乏症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香港缺乏針對現狀的愛國愛港論述
香港愛國愛港的前線工作者經常都被一個基本的問題困擾：我們長期缺乏有關愛國愛港的理論建設，因而沒有一個能針對時下局勢和上世界70年代之後出生數代人的愛國愛港論述。
在五十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來說，即便他是在香港土生土長，愛國愛港是與生俱來的，天經地義的情操。他們年青的時候，市民中間縱有親台的右派和親大陸的左派於政治取向的分別，但生為中國人這身份認同是絕無問題的；而且因為種種原因生活在香港，對絕大部份人來說，這裡是他們當時唯一安身立命的地方，自然要同舟共濟，對香港不愛也得愛。
但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現了徹底的改變。首先，自從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被港英鎮壓告終之後，每年十月份的兩次旗海突然沒有了。這每年一次提醒大家是中國人的象徵性民間儀式長期消失，影響無比深遠。與此同時，香港經濟起飛，成為當時亞洲“四小龍”的大阿哥，港人出外，都是大爺，大香港中心主義悠然而生。而內部自麥理浩上任港督之後，大搞福利懷柔，市民感覺幸福。（最近解密資料顯示，這些懷柔措施，原來是為了十年之後英國跟中國談判續約作鋪排。）今天香港嚴重並且扭曲了的本土主義，根源就在這時候種下。
另一方面，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整個社會都去政治化。“左派”、“右派”這些名稱已經很快沒有人用。左派力量於暴動之後被徹底摧毀，於艱苦重建的過程中默默耕耘，對外不談政治。而左派內部於林彪墮機之後，已覺得無所適從，到“四人幫”被捕，他們以前所信的一套更完全幻滅。跟著填補這真空的，是實用主義的“黑貓白貓”、“不爭論”。對香港的愛國愛港陣營來說，這就是繼續不用思考，“齊齊搵銀”，大家發財，皆大歡喜。這樣數十年來，相安無事，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相安無事的原因，是在這段期間，我們是處於董建華所說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這良性循環中。而政治上，內地長期對香港千依百順，對港人沒有任何要求，港英殖民地政府在撤退的前夕，也對港人大送秋波；“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幸福中人，向來都不會刻意用腦的。
反共論述與病態本土主義論述沖斥市場
恰恰相反，失意的一方，就開始思考，使心眼。首先，美英戰後在香港經營這麼多年，如意算盤最初是於1997年之後還賴著不走，之後期望於上世紀90年代初靜待中國崩潰，乘亂不走。這些期望全部落空了，就加強福利收買人心，並且削弱管治機器讓特區政府頭頭碰黑。與之同時，趁全球政治新保守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當道，更加強意識形態的灌輸，一套環繞著“六四”迷執而編織的反共論述逐漸成形，並在回歸之後比以前更加寬鬆的環境中得以鞏固。加上於回歸之後出現的60個月長期通縮，到GDP回復97水平時，分配已經大大惡化，成了一個“M型社會”，不少人都處於比回歸之前更差的處境，感覺今不如昔。
回歸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上文所說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良性循環中，香港的主導性已不復存在，更惡化為“國家好，香港不好”的感覺。從80後開始，年青人覺得少機遇、沒前途，內地城市逐個超越香港，內地人來港學習、工作是對港人擠壓，到最近連旅客來港都覺得是來侵占資源。對許多反共抗共意識長期被壓抑的香港市民來說，中國成了有威脅性的“強國”，內地同胞是來搶資源的“蝗蟲”。有了這些現實感性基礎，各種病態本土主義的論述自發地沖斥市場，對此，數十年都懶於動腦筋的愛國愛港這一邊毫無準備，當然更無還擊的能力。
“建設派”應有理論內涵和明確的路線
近年香港社會越來越反智，愛國愛港陣營基於多年成功經驗，更認為地區工作就是為居民服務，就是大搞便民福利，大派“蛇齋飯粽”，這樣就能團結居民。於近十年選舉至上這指導思想底下，動用不成比例的資源之後，這些工作的確能換來區議會大部份議席，而通過區議員作為樁腳，贏得一定數目的立法會席位，在立法會中維持微弱的多數，和脆弱的執政聯盟，勉強撐住特區政府。但是因為長期缺乏論述，建制派在輿論上便處於劣勢，議員不知道為何而戰，於是支持特區政府便成了“保皇黨”。由於“保皇黨”會失票，於是今天連建制派的議員都人人搶著扮“開明”、扮“民主派”，特區政府在議會中被左右夾擊，更加舉步維艱。
另一方面，相對於愛國愛港陣營在理也說不清的劣勢，反對勢力因為壟斷了輿論，因而能創造議題，發酵議題，並藉此通過網絡傳播，動員大量群組上街示威抗議。對此惡劣形勢，愛國愛港陣營幾乎無還手之力。他們也曾嘗試組織大型集會，但是無論規模上、氣氛上，都遠遠不如反對派，更不時被揭派錢示威的醜聞。
說到底，中國有什麼好？特區政府為什麼要支持？類似的問題，愛國愛港只會做點點滴滴的小事、實事，卻說不出個大道理來，結果是事倍而功半，甚至廢時失事。
我於近年來開始把愛國愛港人士跟建制派在概念上分別起來，並且提出“建設派”這新名詞。這只能算是在最基本的概念上做點撥亂反正的功夫，可喜的是愛國愛港陣營中，越來越多人開始慢慢接受這些新思路，而“建設派”這名稱，也陸續開始廣泛流傳和使用。
但這不過是愛國愛港陣營理論建設的開始。建設派跟建制派，以及反對派有什麼具體的分別？為何愛國愛港才是建設派？建設派跟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應維持什麼的關係？誰是建設派？誰是建制派？…這裡有無數的問題需要一一解答。
再下來，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層面，建設派需要有明確的路線和政綱。我以前曾多次指出，建制派也好，建設派也好，共同綱領應該是中央再三要求的：“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就是愛港的政策目標。從愛港上升到愛國，就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需要”。
有人會問，建設派的路線和政綱，為什麼一定要扯上中央？目標要與中央保持一致，這是建設派的基本理念。這一理念並非源於什麼奴隸性之類的自由派說法，而是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最基礎的信念出發，香港特區跟中央的利益是一致的，命運是共同的，因而路線和政綱和中央保持一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如一個人的手腳要與大腦及整個身體協調一樣。用另外一個講法，是“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建設派要努力建設香港，就是要乘我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好勢頭，努力建設香港，貢獻國家發展，從而建立一個新的良性循環。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月號，總第1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