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古語曰：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中國之所以強調這段歷史一方面是激勵中國人自立自強，防止此類慘劇再度發生；另一方面，也是讓日本吸取教訓，不要再犯類似的罪行。如果日本對這段歷史閃爍其辭，就如同安倍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為日本侵略他國歷史狡辯。中國則會感受到嚴重的危機感，認為日本可能會重走舊路，從而對日本的行為予以高度關注。
最後，儘管不排除安倍本人確實對歷史問題持修正主義立場，但安倍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為其成功修憲，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服務。因此，即便是面對中國措辭嚴厲的譴責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安倍仍舊我行我素。
從歷史聯繫來看，近代以來日本的侵華歷史（當然也包括近代以前中日之間的紛爭）是中日之間互不信任的歷史淵源。儘管作為鄰國，中日之間曾出現友好交往的短暫時光，但日本侵華歷史已經在中國民眾心中烙上深深印記。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任何辯解都只會增加中國對於日本的不信任感與威脅感知。而中國的強烈譴責又會在日本部分民眾心中形成中國得理不饒人的厭惡感，從而在中日之間製造更為深刻的感知鴻溝。而安倍勝選以後，必然會在歷史問題上再度興風作浪，中日圍繞歷史問題的交鋒仍會持續。由此所造成的不信任感與威脅感知將繼續伴隨中日關係的發展。
除開歷史聯繫，實力對比在威脅感知中的作用更為重要。即便過往歷史聯繫趨於友好，但隨著實力差距的擴大，威脅感知的出現也是極有可能的。
頗為奇怪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至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中日關係基本上維持友好交往的趨勢。進入2010年以後，中日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這裡面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上升，中國崛起論的廣泛傳播。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台為標誌，中國的崛起大國形象被進一步固化。因此，在2012年，日本掀起釣魚島國有化運動，從而引爆日中爭鬥。安倍上台之後，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奉行強硬路線，中日圍繞釣魚島之爭展開激烈交鋒。
不過釣魚島爭端只是安倍藉以利用的一顆棋子，真正的目的乃是通過在日本塑造中國安全威脅的形象，來促進日本國家正常化進程的順利實施，最終提升日本國力，扭轉中日目前的實力對比失衡狀態。
事實上，在釣魚島爭端爆發之後，安倍在國防領域動作頻頻。無論是解禁集體自衛權、允許自衛隊赴海外執行任務、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還是增強自衛隊軍事實力，加強日美安保合作，日本的國防實力（從法律層面到軍事層面）都得到急速提升。
安倍勝選後，在促進日本國家正常化方面仍會不遺餘力。並且，作為應對中國崛起威脅的重要手段，安倍在防衛領域的動作將會更加加快。對於中國來說，安倍的這些舉動明顯針對中國。儘管中國的綜合實力佔優，但日本的快速追求，尤其是在軍事領域的快速發展則會讓中國感受到嚴重的危機感。簡言之，日本將國家正常化作為提升自身實力，減輕中國威脅感知的重要手段，而中國則將日本的這些舉動視為對中國的嚴重安全威脅。
在歷史問題、實力差距之外，還存在一個重要的元素——身份認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民主和平論即是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爆發戰爭。當然，這一理論遭到很多批評。不過，這依然掩蓋不了身份認同在發展國家間關係中的重要作用。擁有共同身份意識的國家會更方便進行溝通，一方面可以將矛盾及時有效化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較為容易地形成共同利益，從而保障關係的順利發展。
對於中日而言，儘管存在文化上的聯繫，但近代以來兩國分別選擇了迥然相異的發展道路。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中國則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儘管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在外交領域的作用急速下降，但對於中日而言，不同的政體、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價值觀等諸多差異決定了中日構築共同身份意識的極度複雜性。
相異的身份意識一方面會導致溝通障礙；另一方面也會限制共同利益的形成。這在中日關係中表現最為明顯。安倍上台之後，屢次挑戰中國底線，執意挑動中日關係，中國暫停了與日本的高層政治交往。中日關係徹底進入冷凍狀態。此後，在2014年11月的APEC北京峰會上，中日達成四點共識，成功實現首腦會談。但隨後卻出現中日雙方對四點共識各執一詞的窘境。而中日在外交領域口水戰頻發更加印證中日缺乏有效溝通的嚴峻現實。近期，日本媒體指出，中日有可能在2015年建立海上安全聯絡機制。但中國方面並沒有給出準確的時間表。事實上，關於建立中日海上、空中聯絡機制的磋商早在2012年釣魚島爭端升溫之後就已經啟動。經過兩年多的協商，該機制仍未啟動，這足以表明中日在溝通方面所面臨的嚴峻障礙。此外，在中日關係面臨僵局之際，雙方也試圖從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著手，為中日關係的緩和創造有利氛圍，但成效甚微。
堅持價值觀外交
價值觀外交是安倍在第一任期內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其特殊之處在於，日本試圖以與中國相異的民主價值觀為標榜，來擴大日本在亞太乃至世界的軟實力。作為價值觀外交的重點傳播地區，安倍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多次訪問，大肆宣揚其價值觀外交。
儘管分析普遍認為，安倍的價值觀外交虛大於實，並未得到到訪國家的真心待見，但其作為一種外交手段仍然是安倍所倚重的。在第二任期內，安倍將繼續完善價值觀外交的內涵，努力擴大日本在周邊地區的外交影響力，為周邊國家理解，甚至支持日本在侵略歷史、修憲、鬆綁自衛隊，最終邁向正常國家等方面服務。
結語
安倍勝選後，其政治勢力進一步膨脹，這為安倍繼續實施其內政外交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修改和平憲法、鬆綁自衛隊、強化日美同盟以及堅持價值觀外交方面，安倍將不遺餘力地予以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最終實現有賴於這些階段性目標的實現程度。對此，我們應予以高度關注。
在日中關係方面，安倍勝選之後，將繼續為歷史問題辯解，中日圍繞歷史問題的交鋒仍將持續。在修憲、提升防務能力等增強日本國家實力方面，安倍將更加急切地予以推進。儘管中國依然享有對日本的綜合國力優勢，但這一優勢面臨日本軍力快速提升的稀釋險境。並且安倍將中國作為促進日本國家正常化的靶子，也會激起中國的不滿。在安倍的第二任期內，中日之間的摩擦不會比安倍前一任期少，因此，中日之間有效的溝通就顯得極為重要。而相異的身份認知又會阻礙中日溝通的有效開展以及共同利益的形成，這將會是中日關係緩和的巨大障礙。總體而言，在歷史仇恨難消、實力競賽持續以及共同身份難築的多重阻礙下，中日之間的安全威脅感知將進一步強化。並且這種感知會反映到雙方的具體行動之中，引發中日摩擦的危險。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2月號，總第2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