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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制”台灣方案一經形成，必然有利於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與中華民族復興。 |
中評社╱題：習近平的融合思維與“兩制”台灣方案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
【摘要】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是中共核心領導在推動兩岸統一的理論與實踐上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思想創新時期，也是習近平的國家完全統一思想的重大升華。須知，中共二十大強調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而在這個總體方略中，習近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思考、論述、主張以及習近平的創新哲學思想，是最為重要的指導思想。因此，系統深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際，重中之重是要研究、掌握習近平在長期以來的涉台論述中所體現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思想、新論述，以及新思維，尤其是融合思維。“一國兩制”從構想到實踐，都與創新思維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沒有創新思維，就不會出現“一國兩制”的創新構想，更不會獲得實踐成功。“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中的成功經驗，需要運用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中，但是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解決台灣問題，不能生硬地照搬港澳經驗，尤其是在思維方面需要有新的突破。
一、“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的“共存思維”的特點
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如何運用新思維之前，需要瞭解“一國兩制”新思維特點。
“一國兩制”構想是怎樣提出來的？鄧小平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①他解釋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恢復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個構想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解決台灣和香港問題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就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面都能接受。比如，在香港問題上，要照顧中國、英國和香港的利益。“一國兩制”構想，就是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是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用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最好辦法。
“一國兩制”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大膽構想，其在香港與澳門成功實踐之後，更加證明這個想法是行得通、做得到的。所以，鄧小平的創新思維是港澳順利回歸、推動國家統一進入歷史新階段的最為重要的思維。我認為，“一國兩制”構想所體現的鄧小平最重要的創新思維，就是成功運用了“共存思維”。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中體現的“共存思維”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重大價值：
其一，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對“制度敵人”共存一國之中，需要一種化衝突矛盾為平衡矛盾的政治智慧，也就是科學掌握矛盾的對立與統一關係，“一國兩制”就是這種政治智慧的結晶。所以，在鄧小平的港澳回歸“共存思維”的指導下，制定了和平與發展共存、中國與西方共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的港澳“一國兩制”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際，如何妥善把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共存在完全統一的國家之中，一定離不開“共存思維”的應用。
正如專家李琦指出：從理論上看，“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認識的突破緊密相關。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的傳統觀念里，都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敵人，衹能暫時維持“均勢平衡”，絕不可能長期共存，總會發生沖突甚至對抗。鄧小平大膽沖破了這個思想局限，認為在以大陸實行社會主義為主體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長期允許台港澳保留資本主義制度，誰也不會吃掉誰。當然，鄧小平之所以敢於超越“一綱四目”的階段性特徵，還與他對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高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充滿信心，有著密切聯繫。②
其二，“一國兩制”構想所體現的“共存思維”是提振國家實力的法寶。歷史的發展正是如此，在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才開始不久，國家實力比較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實力日趨強大，今非昔比，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已經撼動了國際政治格局。中國獲得成功的兩大法寶：一是和平與發展的國策，二是“一國兩制”的實踐。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際，必須思考的焦點問題還在於：兩岸統一不僅僅是為統一而統一，統一之後的重大歷史使命是兩岸合力促進中華民族復興，因此“共存思維”不可以放棄。
又如專家張宏志分析指出：在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內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衹是處於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我們對香港、台灣等地區較為發達而又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像對待已經完全腐朽、僵死的經濟制度那樣，採取消滅或改造的政策，不能打亂其原有的經濟秩序，也不能割斷或干擾其與世界市場的密切聯繫。③
其三，通過在港澳實踐“一國兩制”構想，為世界和平做出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也是“共存思維”的重大價值。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際，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在對台政策中應用“共存思維”的重大戰略目標之一，也就是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恰如專家李琦論述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也是鄧小平總結20世紀世界各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沖突的經驗教訓而做出的創新性方案。與中國的台港澳問題相似，20世紀世界上許多民族問題、政治分歧、領土爭端、主權爭端等都是因為國際因素造成的，有一些和平解決了，但很多例子卻是或長期僵持或演變成沖突，甚至形成一股以民族分離、民族分裂為主要特點的國際性民族主義浪潮，造成不穩定的隱患，阻滯相關國家和平發展。中國獨特的統一方式是一個極好的參考。鄧小平說:“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④在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與鄧小平交鋒的撒切爾夫人，也感慨地認為中英解決香港問題方式必將對世界產生積極垂範意義:“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無法解決的問題能夠通過對未來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決;國際生活中的分歧能夠通過保持有關社會的自治和特權得到解決。”⑤因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及其成功實踐，也將是對世界和平發展的積極貢獻。⑥
其四，因為“一國兩制”構想在港澳得以成功實踐，也堅定了大陸以此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兩岸統一的信心。在長期以來貫徹的對台政策中，“共存思維”是重要的創新思維。在和平統一之前，實施和平發展的政策，就是“共存思維”的典型體現。
1983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闡述了實現台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構想，其中提及台灣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衹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⑦這可以說是鄧小平“共存思維”中對台灣最為寬容的內涵，也是早期“一國兩制”方案中“共存思維”最為突出的象徵。當然，兩岸關係發展至今，“共存思維”的內涵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則是需要進一步論述的。
二、和平發展時期的“共存思維”與習近平的融合發展新論述
因此我們得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政方針，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國策，其中的“共存思維”特殊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在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中，“共存思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台灣同胞的利益，還是國家發展的利益，甚至是世界和平的利益，“一國兩制”均有充分的照顧，“共存思維”在兩岸關係中仍然是深得人心、不可或缺的支柱性思維。在兩岸關係歷史中獲得過八年和平發展時期，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充實了和平統一的內涵，體現了“共存思維”價值的最大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時候，出現了重大的幾乎失控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的“共存思維”在實踐過程中，被對立勢力逐步扭曲為並立思維，甚至發展為對立思維，結果“兩制”成為了敵對關係，進而嚴重衝擊一國。事實證明，“共存思維”需要在今後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加以充實，加以提高，甚至要加以改造升華。在香港如此，在兩岸關係中更需如此。我認為，衹有深入研究掌握習近平的融合思維和融合發展論述，才能夠遏制“共存思維”被異化的過程，“兩制”才能做到真正的共存。
習近平創造性提出了融合發展的新論述。2014年11月1日，習近平在視察福建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與部分台資企業負責人座談時，首次公開提出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論述，他說：“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融合發展。大陸人口多，市場大，產業廣，完全容得下來自台灣的商品，完全容得下來自台灣的企業。歡迎更多台灣企業到大陸發展。”2015年3月4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聯組會時，肯定“兩岸制度化協商取得新成果，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不斷深入，各領域交流合作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台海局勢總體穩定”。同年5月4日在會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習近平主張“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2016年3月5日，針對兩岸關係新形勢，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公開提出大陸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進一步明確提出“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
習近平兩岸融合發展新論述的意義與作用是：其一，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習近平哲學思想意涵，是對國家統一理論學說的全新創造。其二，融合發展是習近平對台思想的核心理論，是中共對台思維的再一次升華，體現出在融合發展中聚同化異的信心，也體現出充分的道路自信與文化自信。其三，融合發展是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新思維。兩岸融合發展是習近平的思想理論原創，是思想的解放，而且形成了具體政策方針，有待兩岸同胞的進一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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