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心理防禦機制視角下部分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研究 作者：董于雯（廈門），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副教授／博士；沈惠平（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兩岸交流三十多年至今，仍有部分台灣民衆對祖國大陸持“敵對意識”，把敵視、仇恨中國大陸視為所謂愛台灣、維護台灣尊嚴的理由。換言之，部分台灣民衆試圖以“仇中”作為自我防禦機制把“台灣屬於中國”排除在其意識之外，來壓制、否認或歪曲“中國台灣”的事實。在這種心理防禦機制的作用下，他們主張“台灣必須割斷與中國大陸的任何淵源”、堅持被“國家化”的“台灣認同”及“親美、媚日”。究其原因，部分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由三個主要因素使然，即傾“獨”執政者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民進黨等綠營勢力刻意挑起民衆的“仇中”情緒，以及親綠媒體不斷煽動兩岸間的敵視與仇恨。“仇中”情緒不但加劇台灣社會內部的仇恨對立、拖垮台灣的經濟發展，還嚴重損害兩岸民衆的認識和感情，最終可能導致雙方民意的對決。針對部分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祖國大陸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如持續推動和深化兩岸民間社會的相互瞭解、理解與合作等。
台灣《中國時報》曾經發表標題為“愛台灣一定要恨中國嗎？”的社論，其中提及部分台灣民衆把敵視、仇恨中國大陸視為所謂愛台灣、維護台灣尊嚴的理由。①不可否認，兩岸交流三十多年至今，仍有許多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存在或多或少的疏離感、恐懼感甚至排斥感，甚至完全扭曲中國大陸善意為惡意的情況。“尤其是對大部分的台灣年青人而言，經過不斷在地化、異己化和再定義自身的台灣社會，往往視中國大陸為‘另一個’世界，實際上，台灣社會正在透過創造一個與自身相反的大陸形象來定義自己。其個中原因，正是兩岸的敵對意識暨台灣方面‘懼中’與‘仇中’的價值觀使然。”②鑒於“仇中”的情緒不利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乃至兩岸最終統一，我們必須詳細探究“仇中”情緒的主要意涵、成因及影響等。
一、“仇中”情緒的主要意涵
心理防禦機制最初是由“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來的，後經其女兒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進行了系統研究後逐漸成熟的理論。安娜在《自我與防禦機制》一書中系統地歸納和總結出十五種心理防禦機制，如壓抑、否認、合理化、轉移等。③其中，作為心理動力學中的重要概念，防禦性壓抑(repression)被廣泛應用於相關的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中，弗洛伊德將其稱為“整個精神分析理論結構的基石”。在他看來，壓抑和心理防禦幾乎是相同含義的，而且他把所有對現實的抑制或扭曲都稱為“壓抑”，其本質“在於將意識中的某些東西從意識中移開，并保持一定距離”④。也就是說，壓抑是人遇到不利情況時通過某種否認現實或歪曲現實的方法進行的一種自我保護，以便把威脅著自身的事物排除在意識之外，或使這些事物不能接近意識，從而緩解或消除自身的不安和痛苦。這是一種自發的、動機性行為的自我防禦機制(self-defense mechanism)即“潛意識防禦機制”或稱“心理防禦機制”，是“一個人不能記起或知道煩擾的願望、感覺、想法或經驗的機制”⑤。簡言之，心理防禦機制是人類自我保護的一種本能，即便不是在病態情況下，遇到不良情況時，個體也同樣會不自覺地運用這種機制。在兩岸關係情境中，部分台灣民衆為了把“台灣屬於中國”排除在其意識之外，企圖以“仇中”情緒作為一種自我防禦機制來壓制、否認或歪曲“中國台灣”的事實。也就是說，所謂“仇中”情緒是一種由於不願正視“中國台灣”這一事實、卻對祖國大陸持有敵對甚至仇恨的病態情緒，它具有以下三個主要意涵。
首先，在政治認知上主張“台灣必須割斷與中國大陸的任何淵源”。衆所周知，自古以來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其前途與命運應由兩岸民衆共同決定，這是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的事實。但偏偏有部分台灣民衆極力否認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妄想割裂兩岸的歷史淵源與現實連接。一些人更是極端地排斥任何與中國大陸相關的事物、排斥任何中國元素。也就是說，在部分台灣民衆看來，與中國大陸任何形式的聯繫與接觸都是有毒的，都應是被排斥甚至排除的。從心理防禦機制的視角來看，部分台灣民衆妄圖通過否認（denial）的方法來否定“中國台灣”的事實，以獲取心理上的自慰，其結果卻產生了焦慮、抑鬱等病態心理。
其次，在政治情感上堅持被“國家化”的“台灣認同”。弗洛伊德曾指出，心理的防禦機制拒絕被排斥的表象進入意識，而且不僅僅拒絕了表象本身，還拒絕了表象所伴隨的情感。⑥這一點從部分“仇中”的台灣民衆身上可見一斑，他們不僅排斥任何“中國元素”，而且拒絕所有“中國情感”，卻頑固地堅持極端的“台灣認同”。作為一種地方性認同，“台灣認同”綜合了台灣人對於土地家園的情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問題在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中國認同”而被人為建構出來的，致使不少人甚至認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二者互不隸屬。尤其在部分台灣民衆看來，台灣被賦予崇高的政治價值，“台灣”二字神聖不可侵犯，不容挑戰，一切思維“以台灣為優先”，一切行動“以台灣為主”。“反映在兩岸關係上，台灣自然出現了一種‘恐中’‘懼中’‘抗中’‘排中’‘反中’甚至‘仇中’的發展態勢，逐漸成為當今台灣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意識與社會心態。”⑦
最後，在政治傾向上“親美、媚日”。面對日益發展強大的祖國大陸及兩岸愈來愈大的差距，部分台灣民衆不但產生了或恐懼或怨恨的情緒⑧，而且針對祖國大陸的敵意與日俱增，把兩岸勢必統一視為“威脅”，從而更加堅決地把“威脅著自身”的中國大陸排除在意識之外。於是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污衊祖國大陸出台的一系列惠台政策，或漠視大陸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不懈付出，卻欲通過心理學上所說的轉移或移情（displacement/transference）方式寄希望於美日等國的援助來對抗所謂的中國大陸“銳”實力的影響。換言之，部分台灣民衆妄圖通過“仇中”來割斷兩岸的任何淵源，排斥所有中國元素以達到否認“中國台灣”事實的目的，并為其“親美、媚日”行為起到心理防禦機制視角中的“合理化作用”（rationlization）。
二、“仇中”情緒的主要成因
一般認為，部分台灣民衆持有的“仇中”情緒從島內“去中國化”教育後開始慢慢滋生、直到“反服貿運動”達到頂點。新冠疫情爆發後，民進黨當局不斷進行“反中”的政治操弄，致使某些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更加高漲。追根溯源，以下三個主要因素導致部分台灣民衆“仇中”情緒的產生及持續。
首先，傾“獨”執政者推行“去中國化”教育，刻意強調台灣與祖國大陸之間的“隔離”。所謂“隔離”是“把引起自己焦慮、痛楚等負面情緒的某種事實通過某種方式，使其與自己的意識隔離，讓自己意識不到它的存在”。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篡改歷史，持續推動“去中國化”教育，其目的是企圖剝離台灣與祖國大陸之間的淵源，使島內民衆尤其是青年人意識不到“中國台灣”這一事實。“在逐步達成‘棄統趨獨’的過程中，不斷煽動台灣民衆不滿、排斥大陸的情緒，著力培植島內社會‘反中’‘仇中’的偏執心態，導致現在許多台灣民衆多已習慣‘中國—台灣’的兩分法，鮮有使用‘大陸—台灣’來描述兩岸關係。”⑩蔡英文任內則將中國史放入東亞史，取消了其在歷史教學中的獨立地位，不僅進一步在歷史叙述中確立了中國的外國身份，而且試圖更深入地抹殺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文化上的聯繫。⑪簡言之，以“把中國視為外國，把台灣人和中國人分開”為目的的“去中國化”教育已經導致一些人把“仇中”情緒作為一種否認“台灣屬於中國”的自我防禦機制。
其次，民進黨等綠營勢力操弄統“獨”議題，刻意挑起民衆的“仇中”情緒。弗洛伊德曾說道，“使用自我防禦機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我免受焦慮的影響，或者為個體現在無法處理的情形提供一個庇護所”。⑫伴隨祖國大陸的持續發展，近年來台灣社會彌漫著“被統一”的焦慮症。民進黨等綠營勢力利用了島內一些人對“被統一”的焦慮感、恐懼感來操弄統“獨”議題。他們不斷“污名化”兩岸關係發展，把祖國大陸視為“生存威脅”，進而以所謂“反并吞”、團結對外為藉口，激發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繼續在島內營造藍綠對立氛圍，繼續煽動“恐中仇中”社會氣氛，甚至利用新冠疫情如把新冠病毒稱為“武漢肺炎”進一步煽動台灣民衆的“仇中”情緒。簡言之，民進黨等綠營勢力為了自身的政治算計，不惜煽動和操弄民衆的“仇中”情緒，造成兩岸冷和對立的氣氛，企圖藉此使民進黨能够長期執政。
最後，親綠媒體不斷煽動兩岸間的敵視與仇恨，鼓動“仇中”情緒。島內一些政治勢力不希望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卻企圖通過刻意炒作一系列事情、鼓動民衆的“仇中”情緒來惡化兩岸關係，以形成一種持續性的心理防禦機制妄圖把“中國台灣”的事實排除在其意識之外。長期以來，“獨媒”為配合“台獨”勢力的意識形態，在涉及兩岸的議題上，往往以“傾中賣台”為口號挑動民衆反對兩岸交流，而各種“反中”的言行則被披上“愛台灣”的道德光環。為了建構“台獨”的合理性，“獨媒”窮盡各種方法渲染“兩岸對立”。例如在“獨媒”中，政客與名嘴習慣性地將各種社會矛盾的源頭歸因為“中國因素”，用“統戰”和“老共的陰謀”的口號扭曲大陸的各項對台政策，用“中國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等謬論作為煽動政治悲情的手段，在整體上塑造了台灣社會的“恐中”“仇中”的氛圍。⑬簡言之，綠營媒體不斷煽動民衆“仇中”，把大陸形象妖魔化，致使台灣社會長期彌漫著“仇中”的主流政治氛圍，對兩岸關係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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