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地緣政治視角下尹錫悅政府對台立場政策分析 作者：李寧（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尹錫悅政府一改之前歷屆韓國政府對台相對“謹慎”態度，逐步調整涉台問題立場，數次公開發表“美式“涉台表述，試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引發廣泛關注。本文以地緣政治視角為分析框架，試分析尹錫悅政府對台立場政策轉變的背後邏輯及未來趨勢，并認為，尹錫悅政府對台立場主要基於其對地緣政治格局中自身主要利益的變化認知而決定，強烈的安全訴求、塑造更緊密“價值同盟”，及提升韓國國際地位等，是其立場政策的主要出發點和落腳點。但在地緣政治束縛下，其對台政策很難發生根本性改變。未來，韓國對台政策將繼續呈現務實、靈活和審慎的特點。
一、引言
自中韓建交後，韓國歷屆政府一直對台灣問題、兩岸關係等話題保持低調，對涉台問題的處理維持謹慎的態度，踐行中韓建交時承諾的一個中國原則。但中美戰略競爭顯象化後，韓國在相關問題表述上開始出現變化的苗頭，特別是尹錫悅總統就職以來，變化的勢頭越發明顯。上台之初，尹錫悅總統對涉台問題曾持慎重立場。在2022年9月尹錫悅總統接受CNN采訪時，當被問到“如果中國（大陸）進攻台灣會否對美國的台灣防禦予以援助”時迴避了這一問題，衹言及朝鮮挑釁可能性增加。
然而在2023年4月18日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尹總統的對台態度表現出明顯的“美式口徑”，〔1〕直指造成台海局勢緊張是因為中國大陸方面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更聲稱台灣問題和朝鮮問題一樣是全球問題，引起中方強烈批評。隨著美韓聯合聲明及美日韓戴維營峰會聲明中涉台內容的發表，尹錫悅政府對涉台問題的態度表現出更明顯的傾向性，有韓國媒體稱，“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問題開始成為韓國的問題”〔2〕。
影響尹錫悅政府在台海問題上立場發生變化的因素是多重的，與其所認知的韓國政治、安全、經濟等利益需求密切相關，甚至與尹總統個人的成長背景、政治理念等也有高度關聯性，但其主要是由一段時期以來不斷嚴峻的朝鮮半島形勢引發的強烈安全訴求、不斷加強韓美同盟并將其擴大為“價值同盟”的意願，以及大幅提升韓國國際地位，踐行其讓韓國成為“全球樞紐國家”的政治目標決定的。
本文中，筆者將以地緣政治視角作為框架，通過對韓國台灣交往歷史及尹錫悅政府台海政策變化過程進行梳理，分析韓國對台立場態度發生變化的內在邏輯與制約因素，評估下一階段韓國對台政策可能的發展趨勢。
二、地緣政治視角下韓國政府對台立場政策變遷
關於二戰後韓國與台灣的關係，有學者將其分為四個階段〔3〕，即1948年到1970年代雙方密切合作時期，1970年代到1992年政冷經熱時期，1992年到2016年政經分離時期，及2016年至今追隨美國時期。這種以時間綫為依據劃分不同階段的方法，其背後的內在邏輯，是與當時的國際局勢、東北亞地區形勢、中美關係及韓國自身發展所需外部環境息息相關的。
雖然韓台雙方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強占朝鮮半島時期，但韓國和台灣真正交往的歷史，開始於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這一時期及冷戰期間，是雙方在外交和政治上相當親密的一段時期，二者同為美國遏制中蘇的重要盟友，充當其反共先鋒，同時統一的願景也讓二者“惺惺相惜”。1953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承晚訪台，雙方發表反共立場的《聯合聲明》，倡議建立亞洲“反共聯合陣綫”。1954年，韓台與菲律賓組建“亞洲人民反共聯盟”，1966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正熙與蔣經國完成互訪，將韓台關係推向高潮。這一時期，在二戰後美蘇對抗的冷戰背景下，作為美國盟友的韓台，處在緊密合作的“蜜月期”。
進入70年代之後，世界格局開始發生重要變化。美蘇對峙雖然持續，但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崛起，歐洲一體化不斷推進，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在這一背景下，韓國的外交政策也發生重要轉向，開始尋求多元化外交。1973年，朴正熙提出“向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國家敞開大門”的新外交政策，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并稱願意根據中國態度調整對台政策。〔4〕全斗煥上台後，韓國推行更加積極的“北方外交”，〔5〕謀求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為此，在政治層面上對台保持相對冷淡。同期，韓國與台灣在經濟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雙方在製造業、電子產品、汽車、化工等領域積極進行技術及貿易投資合作。所以這一時期，韓國對台雖然在政治層面“冷處理”，但在經濟層面卻處於“熱交流”時期。
進入90年代，冷戰結束，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調整，中韓都意識到，建立外交關係是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是實現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一步。韓國於1992年8月24日與台灣當局終止“外交關係”，旋即與中國建交。因為韓方“斷交”決定突然，台灣當局對此毫無準備，所以反應特別激烈并進行報復。中韓建交後，韓國依據“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當局簽署《新關係架構協定》，并頒布若干法規，對政府層級往來作出詳細規定。盧武鉉政府時期，韓國提出“政經分離”〔6〕政策，在不違背“一個中國”承諾基礎上，加強與台灣實質經濟合作關係。
到文在寅總統後期，韓國對台態度開始出現一些變化。特朗普上台後將中美關係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為了牽制中國的崛起，將台灣作為其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一部分加以利用。特朗普政府將台灣納入其“印太戰略”中，增加對台軍售的頻率與質量，并在公開場合質疑“一個中國”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後，基本繼承了特朗普“以台遏華”的策略，強化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這給在中美間實行“平衡外交”戰略的文在寅政府相當大壓力：既擔心朝核問題被排除在拜登政府的優先議題之外，又擔心因此面對強大的選邊站隊壓力，更擔心因此降低其在所謂“民主陣營”的地位。在2021年5月韓美首腦會談後的聯合聲明中，首次出現“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的字眼。當年11月底韓美防長第53次韓美安全會議（SCM）的聯合聲明中，兩國防長重申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韓國這一變化引起廣泛關注，但絕大部分觀察認為，文在寅政府面臨中美對抗這一最大的地緣政治困境，提台灣衹是迫於美國壓力取悅美國。〔7〕韓國在外交實踐上依舊堅持“一個中國”承諾。
真正的變化出現在尹錫悅政府上台後。拜登政府執政以來，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烈，不斷壓縮韓國戰略選擇空間。而作為保守派的尹錫悅政府一上台，就明確全面傾美的外交政策。尹錫悅政府認為，韓國受益於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和地區秩序，“應與美國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盟”，〔8〕所以在外交層面主動響應美國的戰略意圖。在涉台問題上，韓國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安保首長、防長等各層級政府官員在各種場合涉台表述常態化成為尹錫悅政府的一大特點，且尹錫悅總統本人也多次“積極大膽”地表述個人觀點。特別是2023年4月18日，尹總統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暗指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是因為中方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造成，韓國和國際社會一道反對這一改變，并聲稱，台灣問題不單純是兩岸之間的問題，也像朝鮮問題一樣，是全球問題，〔9〕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在其後的韓美首腦會談中，韓美聲稱為了保障台灣海峽和平、穩定和繁榮，（韓美首腦）就確保穿越台灣海峽的安全航行達成了共識。〔10〕韓國政府一方面在韓美、韓美日各層級會晤中將涉台表述常態化，同時默許韓國議員訪台、邀請台灣人士參加民主峰會、增加韓台之間航空運輸能力、挖掘抗戰期間共同歷史、擴大智庫交流、營造雙方民衆喜愛對方文化的氛圍，而另一方面又將涉台表述的“始作俑者”甩鍋上屆政府〔11〕，不斷強調重視中韓關係，期待與中國在朝核、供應鏈等問題加強溝通，涉台表述衹因台海穩定對韓國來說也很重要，“沒有特殊意義”，〔12〕韓國政府對台基本立場不變等。
綜上所述，韓國與台灣當局不同時間段的關係演變，是與不同時期的國際局勢、中美關係、東北亞地區形勢及韓國自身發展所需外部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尹錫悅政府對台態度的改變，也是在地緣環境變遷過程中對利益變化重新認知的一種反應，是外因與內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對利益變化的認知：尹錫悅政府對台立場政策的主要出發點
在2021年韓美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及台海的時候，學界的主流觀點還傾向於認為韓國政府衹是為了推進朝鮮問題成為拜登政府優先事項而做出的被迫選擇，表述并沒有特殊意義。〔13〕但尹錫悅政府上台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韓國政府改變了之前在中美之間的“模糊戰略”，選擇全面親美，以“價值同盟”為基調，將韓美軍事同盟擴大為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面對台灣問題，也從消極被動的謹慎變成了積極主動的試探。這一改變體現了韓國在地緣政治變遷背景下，對國家利益變化的再認識，其出發點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應該看到韓國這一態度轉變背後強烈的安全利益訴求。這種安全訴求不僅來自韓國所認為的首要的安全挑戰——朝核問題，也來自中美競爭下的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對韓國可能產生的安全挑戰。
朝核問題被尹錫悅政府看作韓國所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尹錫悅上台後否定文在寅時期半島政策，將朝鮮視為“敵人”，對朝實行強硬政策，宣稱堅決應對朝鮮“挑釁”行為。尹錫悅政府在大力加強本國軍事實力的同時，還在美、日的大力支持下，藉首腦會談、香格里拉峰會、北約峰會等一系列雙邊、多邊外交場合，頻繁宣揚朝核危險性、解決朝核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等，高強度推進美韓、美日韓的雙邊、多邊軍事相關合作，增加軍演強度、頻度，不斷強調、擴大美國延伸威懾，高調表現其對朝強硬態度。在與朝鮮“以強對強”“以硬對硬”的過程中，朝鮮半島局勢不可避免地陷入日趨嚴峻的境地，韓國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嚴重的“安全威脅”。所以當台海問題被拿來與朝核問題相連接的時候，韓國敏感的安全神經被挑動了。
中韓建交以來，中國一直被韓國認為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最重要助力之一，但隨著中美競爭加劇，尹錫悅政府選擇“靠美”，中韓政治、經濟、人文的矛盾、摩擦增多，韓國在這一問題上對中國的不滿和疑慮也在不斷增加。在2023年3月習主席訪俄後，韓國更憂心中俄為了應對美西方，聯手制衡美在東北亞地區的盟友，以犧牲韓國利益遏制美在東北亞勢力擴張。特別是韓方對於中俄支持彼此在烏克蘭問題和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表示擔憂，認為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美國實力不斷下降，加之俄羅斯對華支持，屆時台海局勢變化將難以預料，這將對朝鮮半島局勢產生直接影響。所以有韓國學者分析認為，隨著韓美之間全面戰略同盟的加強，韓國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引導中國的合作可能并不容易。特別是如果韓國把台灣問題列入韓美同盟的議題，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可能會發生變化。〔14〕
隨著韓國領導層在涉台表述上的常態化，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要深刻認識韓國介入台海問題的可能性，并考慮多種政策選擇”，〔15〕開始就台海局勢與韓國的安全聯動關係進行深入討論。2022年8月，中央日報和韓國東亞研究所聯合進行的一次民調顯示，韓國民衆中衹有18%反對在台海衝突爆發時支援台灣，而有22%的民衆支持各種形式的援助，42%的民衆認為可以給予有限援助。〔16〕這項民意調查發生在韓國“嫌華”情緒最濃厚的時期，所以僅被學者看做是韓國民衆對華態度的表達。但近來越來越多的韓國學者對台海局勢與半島局勢聯動的可能性做具體分析，大致有以下幾種擔憂，一是從經濟層面而言，台灣是韓國排名第六位的貿易夥伴，以2022年為例韓國對台貿易順差達5.29億美元。且作為貿易大國，台灣海峽對韓國進出口、航運等行業的意義重大，台海局勢緊張甚至爆發衝突，都會對韓國經濟、航運等造成極大影響。二是如果台海發生衝突，朝鮮藉美國“重心南移”的機會對韓國發起進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為這一時機對朝鮮來說既減少阻力又配合了中國行動。三是如果台海爆發衝突，必將擴大到地區戰爭，雖然駐韓美軍有“衹限於朝鮮半島”的規定，但因為美國擁有戰時作戰指揮權，所以駐韓美軍極有可能被調出，〔17〕屆時不但韓國將成為參戰方，受到被中國打擊的威脅，更大幅增加朝鮮伺機而動發起攻擊的可能性。四是更嚴重的事態，即俄羅斯參與其中，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援助中國或者朝鮮，演化為更大的危機。一旦中國收復台灣，亞太地區的均勢被打破，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在這一地區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無論哪種可能性，作為美國的親密盟友、朝鮮的絕對“敵人”，韓國都面臨在衝突中受到直接或間接攻擊、國家利益受到極大損失的可能性，這是韓國非常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其次，鮮明的“價值觀外交”是本屆尹錫悅政府一直追求的政治利益訴求。“價值觀外交”是尹錫悅政府對外交往，特別是與美日等西方國家交往時特別強調的部分，表現出其希望通過“價值”紐帶，塑造其與美西方國家在精神理念層面更緊密的聯繫，成為所謂民主國家中的領導者的態度。
尹錫悅總統本人成長於韓國民主化運動興盛的時期，是民主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在之前做檢察總長的時候，尹錫悅就非常強調“民主價值理念”。在尹錫悅還是總統候選人期間，就曾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發文，強調新政府要以“自由民主主義價值和實質性合作”為出發點制定外交政策。〔18〕就任總統後，尹錫悅政府以“價值同盟”為基調，強化韓美同盟的理念基礎。其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提及“自由”多達46次，甚至遠超就職演說時的35次。在面對韓日關係時，尹錫悅總統也認為兩國擁有相似的“普世價值觀”，稱與日本是“擁有自由、人權、法治價值觀、追求共同利益、為世界和平與繁榮而合作的夥伴”。〔19〕由此可見其本人對所謂“自由民主”的執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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