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美國和俄國也曾經參與到列強的全球殖民競逐中，但因為晚來一步而失了先機，在全球殖民版圖中未能佔據有利位置。客觀形勢迫使他們開發出更新的國家形態和方略。美國進一步完善了“市場資本主義”。由於“市場資本主義”衹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不尋求對落後國家的佔領或殖民，因而比西歐列強奉行的“殖民資本主義”遭遇更小阻力，得到的國際支持多，美國的戰略優勢不斷纍積。俄國則乾脆在國內革命大潮中建立了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
美式“市場資本主義”更強調“市場”的力量，“蘇聯社會主義”更強調“政府”的作用。無論是“美式資本主義”還是“蘇聯社會主義”，都是對現代國家內部如何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要素之間關係的一種制度性安排，都源於世界現代化發端地區——主要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思想家的理論探索和各國在實踐中的經驗總結，是對現代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的一種優化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現代國際秩序的發展演進。因此，客觀地說，當時兩國的國家形態都有先進性，這是美蘇兩國能在二戰結束後各樹一幟、擁者甚眾、對世界分而治之的基本背景。
過去好不等於現在好。儘管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很先進的國家形態，並在轉向社會主義之後取得非凡成就，但它畢竟在如何治理好現代國家方面缺乏從善如流的氣度和自我革命的自覺。蘇聯過於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全能型、決定性作用，完全拒斥市場的功能，違背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基本規律。而且，由於蘇聯經濟過於倚重能源行業，在初步實現工業化後，進一步完善經濟結構的動力顯著減弱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科技創新也越來越缺乏發育環境和激勵機制。政府權力過大又不可避免地引發腐敗、低效和等級化，社會層面的不滿難免越來越大。這才是蘇聯無法抵禦美國政治戰、最終在戰略競爭中敗下陣來的深層原因，也是當蘇聯的最後一面國旗緩緩降下時全國上下竟冷眼以對、無動於衷的原因所在。換言之，蘇聯在與美國戰略競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不在於美國做了什麼，而在於蘇聯沒做什麼，在於它的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未能與時俱進而大大落後了。
由此自然過渡到第二個問題，即中國與前蘇聯的本質區別。
這種區別首先體現在兩國對政府與市場之間關係的處理上。蘇聯衹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忽視市場的力量，是一個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計劃經濟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構建的現代國家形態的顯著特徵，則是兼顧了政府和市場。在經過新中國建立後30年努力、總體鞏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地位之後，中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開始大膽擁抱市場經濟，逐步探索出既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國家形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是一種更能適應百年變局、更能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更加先進的現代國家形態。
這種區別還體現在對軍事與民生之間關係的處理上。為應對冷戰需要，蘇聯奉行的是重軍事輕民生的發展戰略，重工業很發達，軍事力量很先進，國家看起來很強大，可是老百姓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政治合法性得不到保證，政權基礎自然就不牢固。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始終將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為牽引推動相應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政策優化，從而始終保證了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衷心擁護。
改革還是僵化，也是將中國與蘇聯區分開來的重要方面。面對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凸顯的國家治理困境，蘇聯並沒有通過改革儘早革除積弊，重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平衡；等到戈爾巴喬夫倉促推進改革之際，國家治理體系的失衡已經積重難返，不合時宜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蘇聯解體。中國也曾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治理體系失衡。面對這一局面，中國領導層高瞻遠矚，果斷推進了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全方位改革，通過幾十年持續努力，“改革”已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戰略共識；通過不斷的自我革命持續優化現代國家形態，乃是中國治國理政的根本精髓。
將中國與蘇聯區分開來的還有在“爭霸”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為凸顯自己高人一等的國際地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時不時地就要表現出來；為與美國爭霸，蘇聯在面對美國發動的軍備競賽時衹能咬著牙硬扛。而中國堅定奉行和平發展戰略，明確宣稱再強大也不稱霸，而且表現出越發展越謙遜、越強大越有責任心的行為特徵。中國在對外戰略領域的奮發有為積極進取，完全是因為國家利益拓展到了那一步，因而並不存在“戰略透支”風險。
與西方世界的融合還是隔絕，更是中國與蘇聯的根本區別。蘇聯奉行的是形而上學的國家安全觀，片面強調以意識形態劃線和涇渭分明的地緣勢力邊界。這使得蘇聯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明顯區分開來，為美國集中攻擊蘇聯的短板提供了機會。中國則奉行辯證統一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兼顧本國與他國的共同利益與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模式和深度融合的利益紐帶，使得對中國國家利益的任何損害和對中國對外關係的任何破壞，都成為對包括美國和美國的盟友在內的各國共同利益的損害和對世界整體和平穩定的破壞。
基於這種中蘇對比，對第三個問題的思考路徑也出來了。我們可以說，當美國對中國發動政治戰時，它將面對與對蘇政治戰截然不同的戰略環境。左右為難、使不出全力，將是美國對華發動政治戰時的突出困境。這種困境可以形象地概括為“想打打不得”“想脫脫不得”“想統統不得”“想聯聯不得”。
特朗普政府用關稅手段向中國施壓，表面上壓縮了中國輸美商品的利潤空間，實則為這些商品價格上漲買單的卻是美國消費者，美國股市的表現也隨著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反復無常而顛簸起伏。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十分兇悍，卻不得不時常關注美國消費者的臉色，陷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窘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想打打不得”的原因所在。
美國有些人也在謀劃著和中國經濟“脫鉤”，從而能像當年對付蘇聯那樣放手打壓中國。可是他們既忍受不了全球產業分工的劇烈震盪，又割捨不下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所以才出現了一邊嚷嚷著和中國脫鉤、一邊在貿易談判中不斷要求中國購買美國商品、擴大中國市場對美開放的奇怪情形。這是“想脫脫不得”。
而且，要發動政治戰，國內協調是關鍵。美國國內在中國對美構成重大挑戰方面似乎達成某種共識，可是在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因為背後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加之國內政治惡鬥，要在國內形成協調的對華行動，短期內或許可以，若要長期堅持的話，內部恐怕會出現分化。鑒於中國與世界各國利益深度捆綁，一心推動的是與各國共同發展，且中國沒有任何稱霸企圖；美國想要像冷戰時期那樣，在國際上聯手盟友和其他國家一起給中國製造麻煩，不僅不太容易，甚至可能破壞本已不牢的盟友關係。這就是“想統統不得”和“想聯聯不得”的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關於美國對華政治戰為何將處處受制、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還有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也已不是里根時代的美國了。這是我們對第四個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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