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巴西等國雖然也意識到後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秩序重構帶來的機遇,但限於這一過程來的太快,新興經濟體無論是在心態,還是在國際事務管理能力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備。因此,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決策過程中表現出“躍躍欲試”和“遲疑不決”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對其行為方式產生影響。新興經濟體既希望改革國際經濟體系,但又不希望變化太快。新興經濟體希望通過初步推動國際經濟舊體制的改革,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希望通過改良的方式而非革命的方式來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這也最終決定了二十國集團峰會本質上是一個大國間協商、協調的平台。但往往令各方均感到滿意的會議通常是空洞無物的。
目前世界形勢艱難,危機重重,這是二十國集團峰會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希望二十國集團戛納峰會不再最終給出一個大而空的協議,世界領導人應展示出遠見,果敢行動,勇於承擔歷史責任。誠如薩科齊總統本人而言,“缺乏遠見將讓二十國集團峰會變得無關緊要”。
中國作為一個正努力學習參與全球治理的“新人”,面對來自各方的責任和壓力,中國也無需恐慌,應該看到,二十國集團峰會也是一次展示中國發展成果的重要機會,中國可以借機對外宣傳好自己國內經濟調控、體制改革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