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國際範圍看，卡扎菲政權遭受西方國家“群毆”，卻無人肯出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對國際自身處境缺乏清醒認識，以及應對上的前後失據。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使維繫了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日趨轉向西方主導的“後冷戰時代”。卡扎菲的國際平衡感比薩達姆也好不到哪裡。其前期推行激進主義外交，四處點火，幾乎得罪了可以得罪的力量：企圖顛覆君主制，得罪了沙特為代表的阿拉伯溫和國家；奉行國家恐怖主義，成為英美等西方大國的死對頭。甚至連中國和俄羅斯也被其徹底得罪。
雖然卡扎菲後來投靠西方，主動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由於其天性反覆無常，經常在給予西方巨大經濟利益好處同時，又無謂地得罪西方，因而使西方始終無法將其視為“自己人”，並最終在此輪“中東波”中率先成為被打擊對象。卡扎菲國破家亡的慘痛命運，值得所有後來人警醒。不過，在這場戰爭中，卡扎菲雖處境險惡，內外交困，仍鏖戰到底，不愧為中東梟雄。
其次，利比亞民眾同樣是這場無妄戰爭的受害者和輸家。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場持續近半年的內戰，使該國傷亡人數超過2萬人，70多萬人淪為難民，大量基礎設施遭受戰火破壞，民眾生活艱難，昔日令人羨慕的“非洲首富”，短時期內淪為人間地獄。從長遠看，利比亞民眾面臨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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