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這樣的“顛倒”，背後有沒有共同的决定因素？要說明這一點，還要從美國外交的决策機制及受制因素說起。
從宏觀上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兩大因素的制約，一是國家利益，這是决定性因素，二是價值關懷，比如民主、人權、宗教等，它沒有國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視。作為國家的“法人代表”，行政當局側重於國家利益；而公眾及代表公眾的國會，相比之下更多地體現價值關懷。比如，當年中國發生“六.四”風波時，美國公眾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制裁中國，國會則通過了制裁中國的修正案。但老布什政府為國家利益計，却表現得較為謹慎，雖然也執行了制裁政策，却秘派特使向中國做解釋工作。
當然，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利益與價值之間的平衡選擇，還與時機有關。一般而言，在安全或經濟問題較為突出時，利益追求會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在國力昌盛、安全或經濟問題並不突出時，價值關懷則扮演著重要角色。冷戰期間，美國自身的安全感都不足，就很少打價值外交這張牌；冷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繁榮，軍事超强，山姆大叔就常以民主、人權為由，譴責或制裁別國政府。
瞭解了上述决策機制，就不難理解克林頓、布什、奧巴馬上任後中美關係冷暖順序的顛倒。克布二人上任時，正值美國國勢昌盛甚至鼎盛期：克氏坐享蘇聯解體的冷戰紅利，綜合實力傲睨全球；布什上任時，美國財政由過去的巨額赤字，一變為擁有兩千多億美元的盈餘，破歷史紀錄。這時的美國，內無經濟之虞，外無安全之憂。如此局面，使克布二人的外交政策有較多的個人發揮空間。出於對華制度偏見及對中國崛起後的戰略擔心，克布上任後都執行了一條遏制中國的政策，體現出很濃的理念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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