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日本在戰後確實為國際和平與世界繁榮做了不少積極正面的工作。但一則，這是曾經的第二大經濟體應盡的國際義務，二則，這樣的貢獻決不能成為其抹煞歷史錯誤甚至走回頭路、開歷史倒車的借口。這次日本出台新安保法案，就是典型的走回頭路、開歷史倒車的行為。
現在的問題是，西方對日本戰後行為的認識具有明顯的片面性。由於意識形態以及地緣政治的原因，西方對日本的認識比較偏重於其國際貢獻，而對其至今仍在堅持的錯誤歷史觀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日本新安保法案持肯定甚至“歡迎”態度，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在他們看來，日本的民主體制可以保證其不至重走戰爭路，而新安保法案將令日本擺脫戰後體制的約束，從而使日本可以擔負起更多的國際維和義務。這對世界和平當然是個正面事件。
但實際上，上述看法明顯犯了“幼稚病”，是對日本社會複雜性認識不足的表現。西方需要清楚的是，這種複雜性危害的不僅是鄰國，也包括整個國際社會。現在日本朝野對戰後國際法庭的判決充滿敵意的人不在少數，而這個國際法庭正是在英美主導下建立的。事實上，日本在二戰期間鼓吹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雖然意在蠱惑亞洲人民，但同時也是針對“西方白人殖民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