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理上講，發達國家更多地承擔減排義務，並為發展中國家預留一定的發展空間，其正當性與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從道義上看，迄今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的80%，按照“罪罰相等”的原則，發達國家顯然要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從能力上看，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等方面，也具備了承擔更多責任的條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很多都是用來滿足高標準甚至是奢侈生活的，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用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顯然，用於暖氣鍋爐的燃煤排放，與用於做飯的燃煤排放，其減排次序是不應當處於同一等級上的。
但發展中國家也要認識到，發達國家當年的高排放是在溫室效應尚未進入人類認識範圍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在今天溫室效應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情況下，一味糾纏於歷史也是不應該的。
說到底，氣候問題之所以成為棘手問題，根子在於其“公共地效應”。具體表現是，任何一國單獨減排的好處都是由各國共同分享的，而任何一國單獨排放的後果也是由各國分擔的，由此造成各國在減排問題上相互推諉。結果，大家在氣候談判時都在玩類似於博弈論中的“膽小鬼”遊戲：兩個爭強好勝者比試誰更勇敢，各自駕車向對方撞去。如果一人堅持不住，率先轉彎，那麼雙方都能幸免於難，但拐彎的人會被視“膽小鬼”，另一人則成為“英雄”；而如果雙方都不讓路，結果同歸於盡；如果雙方都主動讓路，則既能都保住顔面，又能都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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