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與美國複雜的國內政治有關。美國在涉外議題上,特別是對華政策上,民主、共和兩黨都有不同利益,甚至一個黨內不同派系之間也有不同利益。再加上各利益集團、游說集團的煽風點火,更使對華議題複雜化。同時,今年又適逢美國大選年,某些政客為了選舉利益,時不時地會拿中國議題說事。似乎對華強硬,多“為難”一下中國就能獲得更多選票。實際上,選舉後這些政客為了從中國獲得利益,就會自相矛盾地改變自己的對華政策。比如美國驅逐孔子學院中國教師事件最終還是以美國狼狽道歉來結束。
第三,兩國結構性矛盾的解決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中美關係互動中多年積累下來的結構性矛盾,包括軍事互信、對台軍售、貿易摩擦、市場准入、知識產權、貨幣匯率等結構性矛盾將在中長期內影響兩國的良性互動。這些結構性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某一個問題會在某個時期發酵,給中美關係造成波折。目前,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的不信任或曰戰略互疑似乎沒有緩解的趨勢。正如斯坦伯格所言,在台灣問題上,近期中美不可能在售武上達成一致,美國不可能停止售武,中國也不可能停止軍事現代化。中美兩國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從經濟體量上,還是在國際地位上,都對全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兩國理應率先垂範,為國際關係做出表率,而不是你爭我鬥,惡化國際關係。
近期的美國對華政策動向折射了中美關係的困局,但毫無疑問的是,主要責任在美方。希望美國不要對中國善意的低姿態置若罔聞、視若無睹,美方應主動對改善中美關係做出突破性的舉措,取得共贏性的效應。在美國仍然對華頻頻出招之際,這樣要求美國或許是奢望,中美構建新型大國相處之道的道路注定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