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5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屏東地院判搞軌案被告李泰安無期徒刑。各界質疑：倘為有罪，以本案之惡性重大，不判死刑實嫌太輕；如今判處無期徒刑，是否顯示法庭亦判得有點心虛？檢察官則稱：“不能每個案子都期待一棒子打死的直接證據。”
檢察官的說法，不啻承認本案確實沒有“一棒子打死的直接證據”。但是，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沒有“一棒子打死的直接證據”如何判得下去？
社論說，退一步說，司法實務認為，如果缺乏直接證據，間接證據若能證明犯罪，仍然可採為有罪判決的基礎。因此，本案檢方和法官手中若沒有“一棒子打死的直接證據”，則值得推究的是：有無蒐集且論證了足資證明犯罪的“一棒子打死的間接證據”？但答案也是：沒有。
先看死因。如果陳氏確為中毒而死，以今日的科學技術，若謂檢驗不出來，恐怕無人能信。毒物確定了，方能就來源、取得者等等資料，來推斷行凶者。如今，法院在判決書犯罪事實裡，認定在“汙點證人黃福來與李雙全未實行的第一次計劃”中，李雙全打算使用的是FM2迷昏陳氏，再注射蛇毒粉末使其死亡，判決書對這一部分說得明明白白；但是，判決書在判定“李泰安與李雙全共謀且付諸實行的第二次計劃”中，卻僅說李雙全買了“意妥明”供迷昏之用，至於致命毒物卻成了“不詳毒物”，語焉不詳，含混帶過。此處出現的問題是：法院對“未實行的犯罪計劃”中的毒物認定得斬釘截鐵，卻對“已實行的犯罪計劃”反而弄不清楚，寧不怪哉？而究竟是何毒物都不知道，又如何斷定李雙全曾經取得並對陳氏注射過“不詳毒物”？又如何進一步認定李泰安是共犯？
至於檢察官送請台大醫院、醫學院、三總及成大醫學院等各個單位所作的檢驗報告，其檢驗基礎均為陳氏“枋寮醫院的病歷”。亦即，這些單位所“檢驗”者不是實際檢體，竟只是病歷書面報告而已。所以，這些單位的報告用語，只是“推論”非外傷性肺出血致死，或“較有可能”以外力供給藥物等；既然一概未實際化驗，也難怪毒物部分只能說是“不詳”。
再看犯罪工具。判決書裡指出的犯罪工具，是汙點證人黃福來就“黃福來與李雙全未實行的第一次計劃”所預備者；計劃犯罪地點為“南迴鐵路枋起十一公里又八百九十公尺”處，埋藏地點以及黃福來引導警方起出地點均在該處；而“李泰安與李雙全共謀且付諸實行的第二次計劃”，其地點則為“南迴鐵路枋起十公里又八百零六公尺”處，兩者相差一公里多。李泰安是否先跑一公里去黃所指的地點取出工具，用完之後再跑一公里路送回原點？這類問題，判決書全部沒有交代，則所謂間接證據云云，恐怕也禁不起推敲。
社論指出，最可質疑的是犯罪行為部分。陳氏送到枋寮醫院時無外傷，初到加護病房亦很穩定。那麼，李雙全究竟在何時及如何給陳氏注射“不詳毒物”？判決書完全沒有人證、物證，僅憑李雙全有跟著官員進入加護病房、未隨之退出，及有一段時間護士不在場，即“認定”李雙全利用此時下手。這又如何採認為間接證據？
社會大眾無人否定檢警偵辦本案的辛勞，甚至有不少人相信李氏兄弟犯案的說法。但是，以證據定罪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基礎，審判絕對必須建立在證據之上。以外國案例言，辛普森殺妻案正因證據被推翻，而判決無罪；以台灣案例言，蘇建和案纏訟至今已成司法悲劇，三一九槍擊案一口咬定陳義雄犯案亦成司法醜聞。搞軌案未來的審判，應該釐清所有疑點，不能沒有“一棒子打死的直接或間接證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