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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自己解構“美國霸權”，或將擠壓出拒絕選邊的第三勢力。 |
中評社╱題：美中戰略競爭會出現“權力平衡者”嗎？ 作者：羅慶生（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
對歐洲來說，美國已逐漸喪失或自己拋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而中國顯然還沒有能力或足夠條件接續這個責任領導世界。如果世界需要這角色，歐盟或許將不得不挺身而出。
但這也不表示歐洲會加入中國這一邊，更大的可能性是作為第三勢力，平衡美、中的權力競爭。從17世紀開始，歐洲對“權力平衡”即有長期實踐的經驗。亞洲與其他地區國家或許也樂見這種情況，因為出現三足鼎立的平衡者，將有助於緩和愈趨緊張的美中對抗關係。
一、美國試圖形塑新的兩極對峙結構
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創的美國，重啟了對中國的戰略攻勢。雖然作為停戰象徵的《中美經濟貿易協議》並未撕毀，但在疫情指控、封殺華為、香港與新疆議題上卻全面施壓。
5月20日，白宮遞交美國國會新版本的《對華戰略方針》。這份文件進一步闡述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雙方界定為“戰略競爭關係”的定位，對“中共”提出語氣強烈的指控，並承認以往接觸政策的失敗，表示將改採“原則性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以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這份文件雖排除戰爭選項卻強硬地宣示了抗中立場，因而被部分媒體指為“新冷戰宣言”。
強調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是從霸權轉移的觀點看問題：美國是霸權防衛者、中國是挑戰者。用“新冷戰”這詞彙描繪美中戰略競爭，則潛藏著冷戰時期，美國領導西方盟邦與蘇聯領導的東歐集團“兩極”對峙的想像。糾團組隊因而是必要舉措。新戰略方針即點名了東南亞國協、日本、印度、澳州、韓國與台灣等“印太地區”行為者，顯示編組美國聯盟的企圖。
然而，未來國際真的會被美國形塑成類似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嗎？在當代美國領導的單極霸權結構下，美國糾團組隊，選擇特定跨國企業與國家等行為者共同遏制中國挑戰，被點名的行為者似乎衹有加入或不加入的選項。然而，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加入“美國隊”當然沒有問題；但若不符，如何能避免損及自身利益？問題在行為者能否有別的選擇。如果沒有，則兩極對峙的“新冷戰”結構的確有可能形成。
表面上看，行為者受結構制約，美國霸權結構可以制約行為者。但美國既試圖形塑新的兩極對峙結構，則邏輯上必然先解構舊的權力結構。被破壞的結構將釋放行為者的能動性（agency）；舊結構瓦解、新結構尚未形成，行為者可以有所選擇。
這表示美國意圖透過既有權力結構迫使行為者選邊，以建立新權力結構的邏輯錯誤。無論中國是否有意挑戰美國，美國自己解構“美國霸權”，或將擠壓出拒絕選邊的第三勢力，而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權力平衡者。
二、當代單極的“美國霸權”結構
冷戰時期美國領導西方世界，是以霸權姿態，要求盟邦讓渡部分主權與利益，以達到共同對抗蘇聯的集體防衛目的。1970年代，美國學者提出“霸權穩定論”，為美國領導地位的正當性提出理論上的解釋。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全球超強，這理論並未被拋棄，反而繼續發展而建構了世界新秩序。
“霸權穩定論”認為，當代霸權是國際政治秩序的創造者，以及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者，提供“國際公共財”給其他搭便車的國家，而促成全球經濟的發展與穩定。相較以往古羅馬與18、19世紀的歐洲霸權，這個模式的特徵是去除宰制（dominance）元素而強調“領導”特質，不是以唯利是圖的心態去掠奪其他國家或世界的資源而豐厚自己，而是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組建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與規範，並在此一過程中獲得利益。
當代國際體系因而成為一個單級的、金字塔型的層級化權力結構，最頂層的是美國這超級強權，其次為經濟與政治實力強大的大國，再次為中等權力國家與底層的弱權國。美國透過領導力制定符合其利益的國際規則，形成建制式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完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
對大國來說，這種金字塔結構的權力分配，雖然是以讓渡部分主權與利益為前提，但美國並非獨享霸權。例如世界銀行總裁由美國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IMF）由歐洲人擔任的慣例；雖然美國透過投票權重的制度設計在IMF擁有否決權，以避免決策失控，但畢竟也分享了權力，因而願意接受。
對大國之下或底層的中、弱國來說，這種領導式霸權較二戰以前“被殖民”時代的支配性霸權更具有吸引力。因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需要秩序，雖然這國際秩序是由符合其利益的美國與大國聯合操作而不免於被剝削，但至少無須擔心輕易遭強國武力入侵，且理論上小國仍有自主性，並非對霸權唯命是從，因而即便並非樂於接受，也無意反抗。
這結構之所以難以持續，問題出於霸權本身。
提供“國際公共財”需要付出成本，例如為維持國際政治秩序，美國須駐軍全球並經常征戰，因而被稱為“世界警察”。美國雖從中獲得利益，但透過經濟學“邊際效益遞減法則”理解，提供公共財的效益愈來愈不符合成本。以經濟作為觀察指標，即可看出美國國家實力逐漸削弱的現象。
西元2000年，美國總生產（GDP）的全球占比達30.3%；到了2018年僅為24.2%。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PP）估算，美國2000年為20.5%，2018年僅為15.2%。這顯示美國為維持霸權，而付出國家實力長期衰退的代價。
因此川普上台後強調“美國優先”，宣稱“不當世界警察”，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退群”行為，並不是不合理的衝動。因為若衹重視霸權地位的虛胖而不斷付出，卻無視國家實力如溫水煮青蛙般的逐漸衰退，長期而言終究逃不過霸權衰落的命運。
這指出美國面對霸權競爭的兩個方向性策略選項：一個增強美國自身實力，另一個則是在遏制挑戰者。以賽車類比，前者專注於增加速度以保持領先，後者則著重在阻擋緊追者。然而賽車時兩者或可並行不悖，領先者可以一方面全力加速，一方面在緊追者迫近時設法阻擋；霸權競爭則不然。
因為這兩個策略的操作邏輯是互相排斥的。國家資源有限，如果著重於增強美國自身實力，就不宜再提供國際公共財或讓利盟邦而消耗資源，但如此其他行為者為何要配合遏制挑戰者？著重於遏制挑戰者，則需要提供誘因以吸引其他行為者共同對抗，如此難免繼續削弱自身實力。
這是既有霸權面對競爭時策略上的兩難情境，除非能在不耗損自身資源的前提下，說服或驅使其他行為者共同對抗挑戰者，否則霸權終將衰弱。美國能發展出這種“兩全其美”的策略嗎？如果是，又會產生何種非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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