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國家文物局和杭州市在良渚舉辦“大遺址保護良渚論壇”，中國考古界在此提出“大遺址保護與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良渚共識》。
“大遺址保護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四有’保護，一種是制定保護規劃，納入城鄉建設發展規劃。第三種建設國家遺址公園。國家遺址公園儘管不是保護大遺址的最好方式，卻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種方式。一直以來，各地的考古遺址保護工作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鑒，這也導致很多考古遺址受到保護性破壞。”張忠培說。“但是建設遺址公園，不等於將遺址公園化。大明宮建設方式違背了國家遺址公園的初衷，是錯誤的。”
“目前，大多數地方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層面。”9月6日，“中國石家莊.正定古城文化保護論壇”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嚴肅指出，珍惜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絕非只是出於文物工作者的個人愛好，更不是因為這是賺錢的品牌和古董，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和珍惜我們民族的歷史，保護、珍惜人民群眾的心理歸屬和情感需求。“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遺產保護的最重要的價值在於精神層面。丟失了文化遺產，我們就會心無所依，悵然若失，難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是在此次論壇上，“曲江模式”，再次受到文保專家的“炮轟”。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將“曲江模式”形容為：掛著文物的“羊頭”，賣房地產的“狗肉”。“對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來說，‘曲江模式’有著巨大的誘惑力。地方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官員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衝動，將是中國文化遺產能否走上科學保護之路的關鍵之一。”
應該警惕的是，經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設熱潮之後，在發展文化產業園區的大纛下，又一輪大規模破壞歷史文化遺產的浪潮在推進，在這股愈演愈烈的浪潮背後，是終將禍及百姓的地產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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