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於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餘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餘輛，水路用船千餘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並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為迎駕紛紛效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彩棚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後為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里禦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後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巨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並成為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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