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電影在中國，承擔了太多的話題功能與社會情緒。所謂“話題電影”，就是投資大小、演員陣容、導演風格、原著流傳、邊緣緋聞全部成為社會話題，而電影變成了一道話題的社交門檻，在這一個月內，你要沒看過這一部或幾部電影，你都沒法跟人聊天。這種狀態，為中國內地所獨有，它將一時間的電影資源甚至輿論資源全部集中於區區一至三部電影。電影與導演被放大的偉大之後，是時代的弱小與卑微。
由此觀之，姜文的攪局，不是破局，而是另一人的入局。《鬼子來了》沒能公映，《太陽照常升起》無法成為話題，但《讓子彈飛》能，全能。生於1963年的姜文，與生於1951年的陳凱歌、生於1952年的張藝謀、生於1958年的馮小剛，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嗎？陳凱歌用人性消解道德，張藝謀用華美閃躲權力，馮小剛用人情化約現實，他們的執迷不悔，與姜文固執地用狂熱重述近代史與當代史，表現英雄落寞與庸眾狂歡，不都是在反覆思考同一個主題，抒同一種情，唱同一首歌？
而市場與觀眾又不容你像小津安二郎那樣機位固定至死，毫無變化。當我們退後幾步，重新打量這場派對的舊主人與新面孔，他們的手勢變化萬端，妖嬈多姿，有時滿斟舊酒，有時頻換新瓶，變出來的卻還是魚缸、兔子和撲克牌。 你要了解，這是一個扁平的時代。扁平的時代不需要真正的棱角，扁平的時代小聰明比大智慧更受歡迎。小聰明沒什麼不好，但當小聰明被錯位放置，被演繹成了大智慧，演者與觀者都沉溺於表面化的深刻、貧血的純情與自瀆式的狂歡。
在這樣的環境中指責個人是無效的，即使想獨善其身也是一種奢望。我們來自一個同質化的時代，分享著共同的遺產與債務。我們能聽懂台詞里微妙的暗諷，我們能將細節與新聞事件進行或許連主創都想不到的縫合，我們會對電影的每一次炫技、每一次觸摸回憶的敏感點慨然回應，大聲唱和。我們就在這樣一個隱語與暗喻的時代里，如三岔口里的打鬥一般暗中摸索，為共享著心照不宣的歷史與現實而會心微笑。
如果你安於現狀，我沒有意見。但是不要將一位同道想象成異端。姜文鏡頭下湧動的荷爾蒙與力比多，如同在朔風中給你一根大麻，你忘記了寒冷，但從此你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我讀大學時，教當代文學的老師非常有名。他講《紅日》與《青春之歌》的區別：“這兩部小說有三點不同，咳哼，一，時代背景不同；二，人物不同；三，故事情節不同”……當年我與同學們一起哄堂大笑。如今想來，“十七年”的文學，確實是一根藤上結出的瓜，要說不同，也就是這些不同吧。而當年報上掀起的關於小說、詩歌的討論，無一例外都針對作品的“主題思想與典型人物”，沒有人關注寫作技法、叙事模式與想象力這些東西。如果你在那時給別人一本王小波的書，他們一定會瞠目結舌，鴉雀無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