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活出自己”卻更是艱難。海嬰生前，是我們觀照魯迅先生的鮮活標本。我們用放大鏡、顯微鏡仔細審視先生的這點骨血，不放過任何一點“賢與不肖”的地方……渾不覺後人也有後人的獨立人格。海嬰後來說：“我是在一個‘人場’的環境下長大的，‘人場’，就像磁場，我被這個‘人場’控制著。父親一直在鞭策著我，也在給我壓力。”
這樣的參照互見或許是無意識的期許，是一種自然的情緒流露，不過，其對周海嬰造成的困擾顯然是長久的。1948年底周海嬰在沈陽等待進京的日子里，“母親再三叮囑我，切勿忘乎所以，言談舉止一切都得小心謹慎，拿後來的話說就是要‘夾緊尾巴做人’”。類似叮囑，所在多多，比如，“始終忠實於你爸爸的偉大旗幟來學習”（朱學範贈言）等等。
可以說，這位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終其一生都是在這樣他律和自律中謹慎地生活著。學術方面，基本不發表意見，踐行了魯迅“莫做空頭文學家”的遺囑，無線電是飯碗、是事業，攝影則是畢生的愛好——其鏡頭下，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影像，陳丹青評價說，那是見證歷史瞬間的“孤本”。
然而，周海嬰的“自立”、“立人”努力，並非只有謹慎一面，很多媒體都稱道周海嬰的內斂、不事張揚，並以為時下“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的鏡鑒。事實上，這樣的理解並不全面，版稅風波、父親的手稿去向、長子周令飛的婚事……在這些事件中，周海嬰不與流俗妥協、堅韌抗爭的精神，大有乃父之風。這也是其個體價值的體現。
與魯迅的文章濟世相比，周海嬰不是人文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身體力行”上。不過，這些年來，寫作《魯迅與我七十年》，出版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一樣體現了周海嬰作為知識分子的濟世情懷。
這些年來，從商業價值上的無序濫用盜用，到中小學教育有意淡化魯迅教育，再到儒家文化被格外強調、封建專制思想死灰複燃，魯迅總在漩渦之中，那個力圖改造傳統國民性的魯迅，不斷被削弱、被誤解。這些，都是周海嬰先生晚年的擔心。眼下，問題還在，海嬰先生卻可以放下了。在未來的日子里，這些問題還將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相伴相生。
周海嬰走了，是不是帶走了錢理群先生所指出的海嬰與魯迅父子之間“那份隱含的生命傳承”？不好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困擾人的問題並沒有隨著老一輩人物的逝去而自動消失。生命的傳承本來就是一條不停歇的浩蕩河流，唯有真正將魯迅的精神傳承給更多的後人，而不僅僅是血脈傳人，這樣，這個世界才有可能一點一點變得好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