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是因為和社會關注度高的公共事件有關，如陳丹青儘管在油畫界素有大名，但在社會大眾中出名卻是因為2005年他宣布從清華大學辭職以後獲得《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網絡的大量報道而成為公共話題，蔡國強等則是因為參與奧運會才從藝術媒體走向更多的大眾媒體。
進一步，也可以看到成名模式中媒體的“微觀操作模式”的特征，比如，藝術家和著名人物、事件如果形成“名望譜系”或者“話題性譜系”就可以獲得更大面積的媒體關注和反覆傳播，如陳丹青辭職事件之所以得到媒體的密集報道，首先因為教育體制是全國關注的話題，其次，則是清華大學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陳丹青則是著名藝術家，他們的衝突有巨大的戲劇性，同樣，奧運會、地震、明星也是“名望譜系”的一部分。另外，出於對衝突性的關注，媒體及其讀者們喜歡看到某個名人抨擊另一名人或眾所周知的機構、事件，這是當代中國“炒作”的習慣方式。
其次就是在大眾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各路藝術家的發言越來越有“格言化”的趨勢，簡單上口、所指模糊的“格言”的流行，可以說是大眾傳播的一個內在要求———大眾更喜歡膚淺而有誘惑的口號式語言，而討厭那些專業的術語體系。其實，現代藝術史上的達利、安迪.沃霍爾也很早就意識到媒體和讀者的這種喜好並有意地用來進行自我包裝，而今天的當代藝術家中也不乏其人。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部分精明的藝術家、專家和媒體人心照不宣的遊戲，他們不斷推出新的格言和口號談論文化和社會事件，雖然有時不免顯得華而不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