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事爆破工作、戴著安全帽的畢國成眼裡，相比那些“樓脆脆”、“樓歪歪”， 1982年開工、1988年建成、拿過魯班獎的遼寧科技館，實在是個“樓堅強”。它的鋼筋含量是普通建築的150%，剪力牆和鋼筋密度之高遠遠超出預料。因此，原定的1200餘個炸藥孔被迫擴充到了1889個。這樣的“鋼鐵戰士”死在自己手上，連畢國成都很心疼。
可在範柏乃看來，很多建築不是倒在爆破工手上，而是倒在對政績工程和GDP盲目追求的某些人手上。學者通常把國內建築短命現象的原因，歸納為“四說”： “質量說”、“規劃說”、“政績說”、“暴利說”。範柏乃認為“政績說”更值得關注。課堂上，每次講到新近“死亡”的“短命建築”時，範柏乃說自己從農村學生眼睛裡，看到了很複雜的東西。農村大學生問他，為什麼一個農民建一座房子要用掉二三十年的心血，而政府對一個造價幾億元的樓說拆就拆？“這嚴重損害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他說。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導董黎明承認，有時候，我們的規劃本身患了“近視”，缺乏遠見，但說到底，更大的問題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一屆政府一個想法，規劃改來改去。所以有人稱：“規劃規劃，紙上畫畫，牆上掛掛，橡皮擦擦，最後全靠領導一句話。”人們把“規劃跟著領導變”形容為“三拍”：一拍腦袋，就這麼定；二拍胸脯，我負責；三拍大腿，又交學費了。
“美國，換個總統，還是美國，我們的城市，換個領導，就要變個樣。”範柏乃說。
在他看來，為了給大拆大建找“好聽、動人”的理由，政府越來越學會了包裝，造概念，什麼“標誌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創造了GDP，再蓋一次又創造了GDP”。這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論”，當國家經濟蕭條時，雇兩百人挖坑，再雇兩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間創造了就業機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可社會財富並沒增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