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5日電／《中國藝術報》報道，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是作家以詩性智慧對天、地、自然及社會人生進行的一種探索。它既是人“關心自我”存在方式的體現，更是人“詩意生存”理想的呈現。人在本質上是詩意的生存者，但現實生存的危機四伏，卻使得人們在不斷關注生存現狀的同時，又時時追尋“詩性”的生活，因此，文學成為人類探索生存困惑和找尋詩意生活方式的一種方式。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產生的前提，生態文學是文壇對生態危機的積極應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經歷了側重社會功用的報告文學“發生期”，展示詩性智慧的“發展期”，向社會功用與詩性智慧相結合的小說“深化期”轉化。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生態文學表達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現實願望及“詩意栖居”的生活理想，既是作家“關心自我”存在方式的體現，更是人“詩意生存”理想的呈現，顯現了“詩”、“思”、“史”三者融合的文學品格。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由於長期以來對環保問題的忽視，不得不直面生態惡化的後果：土地沙化、河流斷流、大氣污染、森林資源枯竭、珍稀動植物滅絕等現象頻繁發生，大自然向人類敲響了警鐘……生態危機引起人類對文明的自我反思。許多思想家認識到人類普遍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於人類自身的文化系統。“生態焦慮”作為當代世界性的文學母題，它背後深度關切的是文明的盛衰。中國當代生態文學自上世紀80年代展示生態危機，顯露生態意識；90年代，反思經濟發展方式，探討經濟發展與生態和諧的關係。從激情呐喊，犀利批判，到追尋“詩意栖居”的生態理想，體現出文學社會功用與詩性智慧結合的發展趨勢。隨著中國生態危機的加劇和作家生態意識的增強，21世紀以來，小說繼報告文學、詩歌之後，成為中國生態文學的生力軍。姜戎的《狼圖騰》、賈平凹《懷念狼》、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作品，通過生態事件塑造生態人格，表達生態理念，不僅體現了作家鮮明的生態意識、大地倫理和生命關懷，更顯現出生態文學的詩性品格和執著的詩性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