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眾生有情
陳曉楠：我自我反省，總結過失，覺得自己沒搞清楚到底要幹什麼不說，還把事情看得太重。大概在半年多以後，我們決定把節目拉到現場去，而《花祭》這期則打響了邁出演播室採訪的頭炮。故事背景是九十年代深圳一家玩具廠曾發生過一起比較嚴重的火災，大約十年之後，有一位社會學者專門記錄了這些被大火燒死和燒傷女工的情況。她們的家鄉基本都在重慶山溝溝里邊的小村莊，於是我們踏上征程，一路上坐飛機、坐船、坐火車，最後又步行了一、二個小時，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我和同事扛了好多設備走過田埂和泥濘，突然，對面跑過來一個瘦幹的小老頭，他正是我們要採訪的嘉賓，女工小芳的父親，他因為怕我們走得太遠特意來接我們。談著談著，老人用手指著女兒的墓，說把女兒葬在自家地里每天都能看見，心安。原來當時他求小芳為了需要蓋房的弟弟，再出去努力多掙點錢回來，誰曾想女兒這一走就是永別。
楊瀾：在農村里，經常是姐姐要為弟弟做貢獻的。
陳曉楠：我坐在田壟上和老頭聊到天色漸晚，採訪的節奏和嘉賓的狀態都顯得是那樣的自然。刹那間我突然意識到這才是適合這檔節目的形式，走進人們的生活，讓普通的生命傾訴自己的喜怒哀樂、聚散離合。因為清醒和篤定，我的這片天地悠然而醒。
楊瀾：但是有些悲傷、無奈的故事會影響到你的情緒嗎？
陳曉楠：通過《冷暖人生》無數次接地氣的採訪，我最大的感慨是普通人有格外高貴的靈魂。每次採訪完一個人，就像過電影似的，一兩天的時間里，我都生活在這個受訪者的情境中，因為我們會談很多細節，我要求自己身臨其境。
楊瀾：聽到這些故事，我們足以想象要做好採訪不僅前期準備工作很辛苦，而且路途上也很勞累，當然更避免不了各種問題和失敗經歷。你因此改變了什麼嗎？
陳曉楠：毫無疑問，採訪生涯讓我的整個生活狀態變得更豐厚了。品讀了這麼多人的人生，細細致致地走進他們的內心，我發現了不少值得挖掘的東西。因為看到了別人的萬千風景，我不再是孤單行走在獨立人生軌道上的個體。我感覺這個世界有其柔軟的一面，所謂“世界有多麼殘酷，它就有多麼溫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