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爾雅出版社曾策劃了一個項目，每年請一位作者寫日記，最後匯集成30萬字的日記出版。有一段時間，席慕蓉跟在台灣的同鄉大哥學蒙文，學習用蒙古語寫自己的名字。當天晚上她流著淚在日記中寫道：去上蒙文課。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在燈下，才剛寫了上面這兩行，忽覺悚然。這樣簡單的事實，如果是發生在六歲那年，是極為歡喜的大事，也值得父母大書特書，把這一天定為孩子啟蒙的紀念日。可是，如果是發生在孩子已經六十多歲的這一年，父母都已逝去，她一個人在燈下，在日記本裡寫下這兩行字的時候，還值得慶賀嗎？席慕蓉說，或許還不算太晚，還是值得慶賀的吧。“在南國的燈下，在不斷滴落的熱淚裡，我一個人靜靜地自問自答。”這篇日記後來作為序收在《蒙古課》中。
席慕蓉說，關於游牧文化的種種，都是我在這二十年裡聽來的，學來的，讀來的，但是眼淚是我自己的，觸動是我自己的。
寫詩是因為寂寞
席慕蓉因為詩而為大陸讀者所熟知和喜愛。但她是正宗繪畫科班出身，十幾歲曾就讀師範學校藝術科，後來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進修，進入油畫高班。 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回到台灣後在新竹師範學院教油畫和素描。
當被問起為什麼寫詩時，席慕蓉坦誠地說：“在我開始寫詩的時候，其實不是因為任何的原因，真的是因為我寂寞。 ”出生在亂世的席慕蓉從小就跟著父母顛沛流離，幾度遷徙。“插班生”成了她成長過程中的深深烙印。在香港、在台灣，她“永遠都是那個站在團體外面，總是奇怪人家為什麼不接納我？”那時，每天晚上是要哭著上床睡覺的。席慕蓉承認：“這讓我終身帶有一種自卑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