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人大叫了起來:“溜索，溜索。”車停下來，走到怒江邊，我的相機中留下了這些孩子們溜索過江的畫面。這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現象。前兩年“江河十年行”趕上了南方周末讀者為這裡孩子上學建的一座大橋的落成。那是讀者從記者們寫的文章中看到，21世紀了，怒江的孩子們上學還要用這麼傳統和危險的方式，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捐資建橋，就是為了保證孩子們的安全。當時也有人說，怒江是被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相夾的大江，兩座大山上的人住得很分散。要都過橋，得多少橋呀。也有人說，當地人習慣這樣的方式了，這也是一種傳統。看著孩子們笑著、叫著過江，文化人類學家沈紅想和他們聊聊，但是語言不通沒有說成。我問了一個小姑娘:“害怕嗎？”“不怕。”她回答得很幹脆。這在我們看來是危險的過江方式。對當地人來說是什麼呢，值得保留嗎？
我的一位藏族朋友阿洛說話很是耐人尋味。我記住了他說的，農民也是國家，老百姓也是國家，我們窮了還是要靠國家負擔。當我們坐在怒江邊時，他問我:“你說沒有了文化的怒江還是怒江嗎？”
我說我在怒江邊的小沙壩移民村採訪，那兒的幹部說怒江里有的是黃金，不能白白地流走了。
阿洛說:“黃金也是會變質的。怒江不再是怒江時，怒江里的黃金也就不值錢了。”
如今的阿洛，很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消失而著急。他說:“人類最大的衝突是文化引起的。非洲一些國家發現自己沒有文化了。在怒江邊現在有1300多個藏族人。會看，會寫的人連1%可能都不到。迪馬洛村只有3個會看藏語的。現在很多文化已經商品化了，變味了。我希望能留住每一個民族自己的文化，隨著時間的消失，留住的文化會越來越有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