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折射出媒介時代的精神困境與文化悖論：現代媒介社會仿佛有一種無所不溶的酶劑，有可能將最初的人文本質消解在流俗中。現代媒介社會對信息搜集和整理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於每個人都不得不隸屬於這一規則。
任何一起社會事件，迅速以新聞的形態轉換於媒介運作流程中，媒體竭盡所能從中挖掘報道元素，讀者和觀眾獲得信息的滿足和情緒的釋放。在此過程中，客體文化與主體文化很容易造成相互離異——也就是異化，即大家只關注“我們想從新聞中獲得更新奇、更聳人聽聞的東東”，而部分媒體則學會了追逐這一市場需求無所用之不及，應有的新聞倫理則化為碎片。
這不是個人的錯，媒介時代將事件中的人分割為三部分：當事者、報道者和觀看者。極度抽象的分工，很容易讓我們的思索失去熱忱，成為一種機械化的職業。不是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麼，媒體、當事人與觀眾都在COSPLAY，都在建立漫畫式的人格表象，久而久之角色化扮演就成為心理定型，自覺擔任個體乃至少數媒體的行動參考與價值取向。
同樣，這其中還有社會現狀的無奈。一位女作家背錯詩，就說人家是靠幹爹進的作協，這是多麼“坑爹”的事情呀！受眾見識了太多比舞台更戲劇的現實醜陋，就習慣性地將社會當成了舞台，這當然不完全是民眾的錯，錯就錯在我們把錯誤當成了正確。
泛娛樂化時代，媒體和受眾該如何面對“幹爹” 與“坑爹”？守住底線！這是一個有著明確答案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