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王澍老師的作品當中，我能夠感受到很深的中國傳統人精神，這種精神讓我感受到英雄和影視之間的關係區別就是能不能被民眾所接受，這時候讓我聯想到建築師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可能建築師的好心會不會被使用者接受，會不會讓我們這些被城市化洪流衝昏頭的使用者能夠認識到建築師的好心。在建築設計當中，如何解決這種建築師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引導民眾？
王澍：我認為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努力的溝通和交流肯定是必要的。像我們做校園，一期建成以後就有很多議論，為了能夠和大家溝通，我記得光跟這些教授們各種各樣正式的討論會已經開了八個，但是最後建成時候仍然有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這個因為經過了交流就不會有激烈的影響，因為它總是有一個過程。
我們的中山路改造，施工圖畫好之後，在施工過程當中，有大量的意見產生，很多居民意見是很小的，比如這個柱子擋住了我們家30公分，這根柱子必須向左移三十公分，對他來說都是很大的事情。當時我經常下縣城，最後實在討論不通，政府部門也問我們，我們的設計取消，這塊不做了，只有這個辦法，挑能夠討論通的來做，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就是需要跟大家溝通和交流，因為現在的制度是有問題的，它剝奪了使用者和設計者之間的關係，使用者沒有機會參與建設過程，設計者也沒有時間來傾聽使用者的意見，這個過程我覺得特別的需要。
我們寧波博物館也出現了這個問題，腳手架拆下了三米，他們就不敢拆了，因為市民反映這個東西太奇怪了，後來我們去市政府大講堂做了1000多人的兩個小時報告，反映非常好，拆下來以後大家就歡欣鼓舞，每天一萬人參觀，每天只能3000人參觀的博物館每天1萬人參觀，連續三個月一百萬人去參觀，每個人都去了六七次，反覆的，所以特別有意思，這就是和使用者的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