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大家》的主辦者似乎仍有最後的堅守，他們不曾將文學版（原版）《大家》矮化為“賣版面”的載體，反倒另辟蹊徑創辦“理論版”《大家》。所以，公眾或可聊以自慰，《大家》依舊文藝如往昔，那個新生的“野雞版”，從不與你我心底的記憶相關。但問題是，《大家》不只是一本雜誌的具象，更是某種心靈的認同、價值的符號——竊用榮譽之“名”，其惡永甚於篡改實存之“紙”。
《大家》之亂，較之絕對違法的“一號多刊”，人們當更關心“何至如此”？當然，直接的誘因是，存在大量版面求購者，但雜誌社“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處境，也該是不容回避的事實吧。反觀《大家》的軌跡，公眾不得不進行的追問是，職能者何以忍看一本毫無創收能力的雜誌，自生自滅於市場洪流？
文學命嬌，文學雜誌更是孱弱。倘若，強求文學雜誌具備“創收力”，未免是對書寫者的不敬。審視《大家》悲劇，總免不了作此結論，即一本純文學雜誌，一旦被推入市場，體面注定難以維繫，生命注定顫顫巍巍，道德注定一降再降。文學不彰的年代，更須悉心呵護偉大的傳統，直至讀者重新發現，文學的美與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