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少不了歡呼的聲音,歷史性的時刻,中國第一位獲得諾獎的作家,不要說中國作協,各種高層人物發來的賀電,各種管理文化的意識形態部門,就連中國外交部都冒出來表示祝賀,多少有點得意忘形的滑稽。
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狀況上來說,莫言獲獎的整體意義大於個體意義。
在我的閱讀視野中,還有很多中國作家都比莫言寫得好,但是他們缺乏宣傳的包裝,推向國際舞台的機會。我曾經以為北島、餘華和歐陽江河、阿城等都有獲獎的實力,但很遺憾的是,雖然他們在國際上成名已久,但這些年都逐漸沉默無聲,缺乏力作問世。
餘華從《兄弟》開始已經失去了早年先鋒作家的銳利;北島除了經營自己的散文之外,詩歌上再無作為;歐陽江河的詩歌近些年也無作為,但是他的詩學批評倒是令人眼前一亮;阿城一直淡泊無為,作品的精致是足夠,但是影響力不足。莫言的優勢就在於他一直持之以恒地寫作,就如同國際媒體對他的評語,他不迎合、不激進,數十年如一日寫作,他是一位多產、愛幻想、無拘無束、時而義憤填膺的作家。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的1986年,莫言三十一歲,發表了中篇小說《紅高粱》,隨後就被張藝謀改編成了同名電影,獲得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莫言此後集結出版的《紅高粱家族》一直都是他海外最有名的著作。
據他的英文譯者、漢學家葛浩文稱,這本小說在美國賣了近5萬本。這個數字對任何一個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家而言,短期內都是難以望其項背的。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國都有很多才華出眾的翻譯,日本、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尤為突出,譯者們為樹立他的國際聲譽做出了傑出貢獻。在他獲獎前夕,瑞典文譯者陳安娜翻譯出版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與《生死疲勞》。有這樣大面積的譯介之功,自然會助漲他在世界文壇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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