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政文分離的趨勢日漸增強，日趨明朗。從1970年代末由“為文藝正名”開啟的文學工具論大討論，到1980年代前期對人性複歸的大力宣揚，再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文學寫作狂熱地釋放渲染人性；從尋根文學的興起，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改寫為文學與文化的關係，到呼喚文學回歸本體、提倡“純文學”、刻意“玩文學”、搞語言遊戲和叙述迷宮，再到1990年代個人化寫作的提出，期間所發生的種種故事，抽象地說，只有一個指向，那就是讓失位的文學複位。
文學複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與這個趨勢如影隨形的，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大勢。大勢所趨，文學不可能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尋根文學應驗的是這個道理，先鋒文學應驗的也是這個道理。而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是都可以與莫言扯上關係的。
莫言在獲獎以後回應質疑，最令他糾結的顯然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他是中共黨員、中國作協副主席，是體制內的作家，這種身份太敏感了。因而他要申辯：“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來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他文學的氣質、文學的特質來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諾貝爾在歷史上曾將獎杯頒發給過法國共產黨員薩特、蘇聯共產黨員肖洛霍夫等。”
對於手抄《講話》一事，莫言的申辯是：《講話》是歷史的產物，有它合理的地方，如其中對於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外來藝術與民間藝術的關係的論述，也有它“巨大的局限”，如它過於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過於“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他說，他們那批作家在19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他當時“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他的作品的批判性是相當突出的”。
其實莫言多慮了，大可不必申辯。1980年代的“時運交移”所催生的包括他在內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較之於先前那些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寫出來的作品，甚至較之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質文代變”。勢在必行，順勢而為，莫言不可能做出其他的選擇，若做其他的選擇，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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