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透明的紅蘿蔔》走紅以後所寫的兩個系列——“紅高粱家族系列”、“食草家族系列”，以奇詭狂野的想象，粗鄙瑰麗的語言，奇特超常的結構，表現“與時俱退”的人性淪喪，極力張揚未經現代文明浸染的原始人性自由粗放的自然美，連連震驚文壇。當時就有評論家把他的這類作品指認為反文明、反文化的小說，我以為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文明、反文化，正是西方在現代主義階段就已經形成，延續至今而風頭不減的一股強勁的文化思潮，這兩個系列呼應這股文化思潮，當是他有意為之，其玩弄感官遊戲、先鋒姿態是顯而易見的。他後來所寫的一些長篇小說如《豐乳肥臀》、《檀香刑》和《蛙》，在藝術精神上與這兩個系列一脈相承，所關切的仍然是人或人性，只是其關切的方式有了很容易被忽視的由虛而實的變化，也就是說，莫言在對人或人性的關切上，是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切近中國人實際的生存狀態了。
莫言受到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藝術感染，這在文壇是人所共知的。尋根文學起來的時候，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就是效法的對象，所以把莫言納入尋根派是錯不到哪裡去的。拉丁美洲是拉丁人（歐洲人）的美洲，拉美作家在精神上與歐洲的聯繫是十分緊密的，他們寫作的語言是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莫言在寫作上接納拉美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在間接地接受西方文學。
莫言在獲諾獎後承認，他深深地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影響，但他接下來說，他的寫作經歷了由走進他們到走出他們的一個過程。他的意思是，他的文學之根扎在中國，扎在民間，他的作品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作品。文學之根扎在中國，扎在民間，這使得他能夠從本土汲取文學養料來滋養他的作品，賦予他的作品以鮮明的民族特色。而他對於南美和北美作家的接納，又使得他拓大了自己的精神和藝術境界，從人或人類存在的高度出發來感知和描寫特定人群特有的生存狀態。
我相信，對本土殊相的表現無礙反而更有利於他對人類共相的表達，也更有利於其作品以差異性的存在而獲取西方世界的青睞和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