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孩子。在我們農村叫做“炮孩子”。後來我寫了小說叫《四十一炮》，裡面就有一個“炮孩子”，其中也有我個人的經歷。也因為我喜歡說話，喜歡說真話，給我們的家裡帶來了很多的麻煩。
所以過了幾十年以後，當我要寫小說準備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叫“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事實證明，我一句話也沒有少說，而且經常在一些特別莊嚴的場合，說出實話來。
我覺得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講假話，不但對社會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因為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裡邊，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種偏見，我覺得文學藝術，它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說一旦發表以後，有些讀者也不高興。因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徹底。
當然我不會迎合這樣的讀者，而犧牲自己文學創作的原則。我最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指《生死疲勞》），寫了一個後記，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麼獎上，也沒聽說哪一個作家為了得什麼獎調整了自己寫作的方向，改變了自己寫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變，變得了嗎？
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該怎麼寫，還怎麼寫；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莫言沒有匠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汽。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性退化了，生命萎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是被層層叠叠、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後的勇敢與生機，因此，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十多年來，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他始終是一個最有原創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攀著生命自由的旗幟和火炬，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性情——對朋友古道俠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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