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崇洋媚外”這個詞，近些年在中國有些火，那些對西方文明熱情擁抱的國人，很自然地被歸入這個詞條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紀，許多西方人也曾對中國文明充滿著近乎狂熱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思想家。
兩個世紀之前，中國的文官制度與科舉考試、語言文字與文學藝術、聖哲文化與賢明統治等等，無一不受到思想啟蒙家們的盛贊。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據說伏爾泰在盛贊儒家學說的同時，甚至還在禮拜堂裡掛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爾巴哈、波維爾等人眼裡，“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歸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國詩人拜倫筆下，中國更被描繪成一個美麗的幻影：“遙遠的中國開來的船／無一不為他卸下馨香的產品”。
看著歐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筆下這些炫目的詞句，親愛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據說是“愛國分子”的國人，是不是有些暈乎得飄飄然了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是一種無知與譫妄了。
啟蒙思想家們將十八九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天堂，當然有歐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於像拜倫這類瘋子式的天才詩人，將中國虛化為一個理想物也就更不足為奇。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說啟蒙思想家們是由於腦袋發熱，而看不到閉關鎖國的中華帝國的種種缺陷。比如同時代的盧梭就認為，中國人考慮更多的是規矩，他們的倫理更多是掩飾，而他們的人性則多為屈尊和崇上；而中國人的這種特點，以至於在孟德斯鳩看來，不免有些悲觀地不確信“一個能夠保證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適合中國”。
歐洲啟蒙時代的中國觀，當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啟蒙思想家筆下的中國，不過是他們按照“既定需要”主動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歐洲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急需一種外力作為傳統思想堡壘的突破口。而中國文化裡恰好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無類”的不分貴賤的平等觀念、中國科舉制相對開放的人才選拔等等。於是，中國文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挑戰神權的絕好武器。有人比喻說，中國文化之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結果是“拿東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話雖有自大之嫌，卻也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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